敌撤去后,群众下山,在一片废墟上重整家园。此次被剿,我方虽无大的伤亡,但敌实行烧光、杀光、掳光的三光政策,房屋财产损失很大,农作物几乎被砍光。
同一个月,以黄汉胜为首的反动民团又来搜剿。黄绍金总结了斗争经验,选择在最险要而又是敌必经之路外沙坳,集中力量阻击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红军之所以屡次得胜,就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敌人多次失败,恼羞成怒,又生一条毒计:把群众赶到田坝,搞所谓的“集中营”,使农军失去群众的支持,妄图把农军困死在山里。为躲避敌人追赶,群众都逃上山或搬到更隐蔽的峒场居住。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黄绍金采取化整为零战略,分散隐藏,不与敌硬拼,以保存革命力量。革命进入低潮时期,黄绍金一家躲到弄旧坳上的一个很隐蔽的山洞里。就在这个山洞多次召集覃桂芳、黄勉芬等骨干举行秘密会议,研讨时局及对敌斗争方略。
不久,敌人再次进剿,分兵驻扎各峒场,实行长期围困。黄绍金一面组织小分队夜间骚扰敌人,一面设法与都邑区覃孔贤联系增援解围。一天,黄绍金派黄日观、黄运光送信给覃孔贤,途径弄门峒时,被敌截住,敌人搜出信件后立即将这两位战士杀害。敌人屡遭骚扰不得安宁,又不知黄绍金藏在何处,大伤脑筋。截获黄绍金给覃孔贤的增援信后,又怕足智多谋的黄绍金利用多种渠道与覃孔贤取得联系,一旦覃孔贤派兵增援,在这四面环山的峒场被围,岂不成笼中之鸟?是进是退?敌正犹豫着。
夜里,黄绍金领着一支小分队到弄门峒半山腰崖脚下的盘山路上,架起一些石板,人来回走着,有意踩响石板。夜半三更,听来犹如有队伍夜行军。真以为红军援兵赶到,天未亮便吹哨紧急集合哨退马回巢。黄绍金即率队抄近路赶到敌从弄门撤回三石的必经之路—坡光坳,架起石架。当敌经过时,放下石架,石块轰隆隆滚下山去,砸向敌群,敌溃不成军,哭爹喊娘,狼狈逃窜。黄绍金设计驱逐了敌人,粉碎了敌人长期围剿的计划。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黄绍金与上级长期失去了联系。为了找到组织,黄绍金决定亲自出山。他安排好工作,收藏好武器后,穿上那套从广州买回的锻子衣裳,匆匆起程。
1932年春,黄绍金取到干马、肥累峒,准备沿红水河北上寻找组织。岂料刚到红水河边的一个山脚,便被当地民团逮捕。因一时还不明其身份,便将他关押在苏托村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由两个团丁看守,两团丁见他穿一身好料子,眼睛滴溜乱转。黄绍金看出他们的心思,便先开口假意与他们套近乎:“二位老表。看来我是活不成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现在就可以把身上的这套锻子衣裳换给你们。”二团丁心里直乐,立即给黄绍金松绑脱衣。刚松完绑,黄绍金假装解扣,趁敌麻痹拳脚并发,撂倒团丁,冲出洞来,跑上山去,瞬间消失在草丛柴林间。团丁在后“叭叭”鸣枪,根本不见绍金踪影。此次虽能脱险,但仍未找到组织。 东山根据地四面受敌,黄绍金把指挥中心搬到更为隐蔽的弄芽峒。
1932年夏的一天,黄绍金在肥累峒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如何发展地下党的组织。突然有狗狂吠,果然坳上出现敌人!黄绍金立即下令疏散撤退,他边退边转身向敌射击,很巧,一枪打断一敌兵的脚拇指,又一枪打断一敌兵的枪托,敌慑于他的枪法,不敢远追,疏散才成功。
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同志牺牲,消息传来,人民群众万分悲痛。革命转入了最低潮的阶段。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黄绍金始终相信革命终究会成功。他曾对一起坚持斗争的赤卫队员黄汉龙、黄汉辉说:“你们见过芭蕉心被火烧死过吗?”黄汉龙回答:“烧不死的!”黄绍金接着说:“对,火烧芭蕉只能烧掉叶子和外面的干皮,它的心是烧不死的,我们革命就好比芭蕉心,野火永远烧不死我们!”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4月,在残酷的斗争中,黄绍金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他把床上的席子铺盖撤掉,睡在木板光条上。每到夜晚一更换一处睡(农村养鸡,公鸡一过午夜便隔一小时啼叫一次,鸡叫一次为一更)。黄绍金与覃桂芬、张荣和等人,吃野菜、睡岩洞,白天躲避,晚上行走,为恢复革命活动而奔波,足迹踏遍东山各弄。
1934年6月,黄举平从黔桂边区回到右江,重新整顿党组织,建立建全党支部。至此,黄绍金终于又找到了领路人。
是时,黄举平派韦朝帮到东山,恢复和发展东山党组织。
8月,在黄举平领导下,中山民族救国会东山救国分会宣告成立,韦朝帮任会长。1935年,东山基层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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