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天我要上学了，上学的头一天七妈正式和我谈话，她没有鼓励我要“学好本领，建设祖国”，而是要求我“遵守革命纪律”。她说：“从今天起，你就不是一个儿童而是一名学生了。以后，我和你伯伯就要用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七妈规定：伯伯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许进，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后来有一次她还教育我说：“你伯伯是政治局常委，而我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应该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这就是革命的纪律。”

    我上的小学是北京军区八一学校，班上许多同学的父亲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前不久一个小学同学对我提起一件往事，他说：“那时班上同学都知道你住在西花厅，但是你从来不说西花厅的事，有一次我还好奇地问你，总理办公室有红机子吗？（中央领导人的专用电话）你说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他说：“你讲的这件事我倒也记得。不过，一个小学生懂得什么，我还真的不是故意保密，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伯伯的办公室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禁区’，谁敢往前探头探脑哇。”有一件事足以看出西花厅严格的纪律所带给我的影响，1964年，我已经上了高中，暑假里伯伯七妈去北戴河开会，秘书和卫士们也跟去了。七妈临走前交给我一大堆他们的照片，让我留在西花厅帮她整理相册。一天，工作人员姜贵春前来打扫伯伯的办公室，我看到办公室的门窗全部打开大敞着，便走了过去。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和小姜说话，他告诉我，他想趁着总理外出几天，彻底打扫一下这里，顺便也给房间来个通风换气。当时伯伯的办公桌和会议桌上自然是空空的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了，而且大人们也确实都不在家了，我却始终都站在门口，隔着门框听小姜讲话，一步也不敢往里跨。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时期，西花厅终于允许我们这些亲属前去探访祭奠两位老人，我也终于走进了伯伯的办公室。站在伯伯的办公桌前，我看到了那架红色的电话机，心里想“这就是红机子啊！”

    顺便说一下，那次我帮助七妈整理的照片有几百张。其中还有一小部分照片是重复的，整理完成之后，我老老实实如数交还给七妈，一张也没有私自留下。许多年以后，我还向张树迎叔叔提起这件事来，张叔叔赞许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在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还真没少进过伯伯的办公室，不过那时我还不识字，属于学龄前儿童，应该不会泄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曾在西花厅做过医护工作的王力阿姨有一次和我回忆往事，她说总理工作起来常常忘了休息，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大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总理能插空休息一小会儿，她想了各种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小孩子们去“打扰”他一下，因为总理特别喜欢小孩子。王阿姨说：“你小时候长得又白又胖，见人就笑，就是不爱说话。每次让你去拉你伯伯出来散步，你去了什么也不说，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他，然后抓住他的手，使劲往外拖，你伯伯一点办法也没有。”王力阿姨送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中伯伯拉着我的手，我们站在中山公园的花坛前赏花。王力阿姨告诉我，那是在1951年春，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最紧张的阶段，有一天伯伯工作了一个通宵都没离开办公桌，大约凌晨五点左右，王力阿姨受七妈之托，把我从床上叫醒，帮我穿戴好，还给我头上扎了一个大蝴蝶结，然后带我来到伯伯的办公室门口俯下身嘱咐我：“咪咪，你进去对你伯伯说，你要他带你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睡醒，迷迷糊糊走到伯伯跟前，鹦鹉学舌背诵了王力阿姨刚教过的话：“伯伯，你带我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吧。”伯伯转头看着我，知道这一定又是七妈的安排，可他又怎能拒绝一个睡意惺忪的小侄女的要求！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站起身领着我走出办公室，就这样我们去了中山公园，同行的还有王力阿姨、粤生姐姐（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新世，当时正在留苏预备班学习，周末回西花厅住）和卫士长成元功叔叔等人。七妈身体不好没有去，但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问王力阿姨，为什么当时一定要我对伯伯强调去看芍药而不是别的花，王力阿姨说：“总理非常喜欢芍药花，尤其喜欢白芍药，当时只有中山公园里种有这种白芍药，所以每年5月初白芍药花开的时候，大姐都会让我们陪总理抽空去中山公园看白芍药。”

注：周恩来总理1951年5月在中山公园赏花，左起：孙新世、王力、周秉宜、周总理。

    我上小学之后，西花厅的西院又陆续住进了一些小朋友，他们都是西花厅的秘书和工作人员的子女。伯伯、七妈非常高兴，他们每天晚饭后散步出来，都会到西院去看望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但伯伯却不想让我和哥哥继续留在西花厅了，他认为这对我们的成长没有一点好处，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过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从小学四年级我就离开西花厅回到父母身边。不过在周末和假期里我还是会去西花厅玩，有时还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我们不是每次都能见到伯伯，但只要伯伯在家，七妈都会尽量安排我们和伯伯见一面。比如在伯伯吃饭时，我们可以过去陪他坐上几分钟，说说话。我们不跟伯伯一起吃饭，要吃饭我们去机关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伯伯从外面开会回来，要进入办公室了，七妈会交代给卫士叔叔，看这时候有哪个孩子正在客厅或值班室玩，就抓过来拉到伯伯的办公室门口等着他。伯伯见到孩子们，总要简单地和孩子们说上一两句话，记得他有一次问我：“噢!你放假了？你现在上几年级？”还有一次他指着妹妹秉建说：“小六好像长高了些嘛。”说完就不再啰嗦，转身走进了办公室。这种见面的时间最短，前后只有不到10秒钟，可是七妈觉得哪怕就这么几秒钟，她也希望伯伯见见孩子们、调节一下紧张的大脑。西花厅的孩子们上中学后大多都和伯伯打过乒乓球，几个秘书的孩子陪伯伯打球的次数较多，哥哥秉钧参军后从部队回来探亲，也陪伯伯打过乒乓球，只有我胆子小怕打不好被人笑话，每次都站在一边观战，要么就回到客厅里自己去看书。有一次伯伯让我上场和他打一盘，我没打几下就把球打飞了，打到了伯伯那只受过伤的胳膊上，我“哎呀”叫了一声，停下来抱歉地看着伯伯，不再打了，伯伯只好反过来劝我：“没关系，不会就要学，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最终没有学会打乒乓球，但是伯伯说“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我记住了。夏天的傍晚，每当伯伯和七妈出去散步时，如果哪个孩子正好也在场，七妈就会带上那个孩子和他们一起去，大家从里院出来，穿过外院的花坛，沿着一条油漆剥落的长廊走到西花厅的大门口再折回来。如果时间允许，伯伯还可以多走几步，一直走到中南海的海边，那就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了。不过也有的时候，伯伯只围着花坛转一圈就翻身回去了，可能有一件着急的工作正在等着他。如今我常常想，何时我有能力了，我一定要在这个花坛前给伯伯、七妈做一个雕像，让两位老人相携散步的身影永远定格在这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西花厅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