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母邓颖超是河南人，她的家乡在河南省光山县。

    由于伯父周恩来在周家大排行中行七，所以我们子侄辈习惯称伯母为“七妈”，而称伯父为“伯伯”。

    2011年5月20日，我跟随西花厅·红岩儿女联谊会参观团前往河南信阳地区寻访红色革命遗迹。当天下午到达光山县，参观了邓颖超祖居纪念馆。

    七妈的祖居位于光山县司马光中路贡院街白云巷，是一座具有清代徽派风格的民居。其房屋布局中规中矩又富于变化，无论格扇门窗还是桌椅床柜都刻有精致的雕花。后院不大，却花木繁茂、活泼有生气，碑廊的墙上依次展示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给邓颖超的手书，有邓颖超本人的一段讲话，还有李瑞环、李铁映等国家领导人和几位文化名人的题词，其中最精彩的一副则是毛泽东在1965年9月25日写给邓颖超的信：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来，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9月25日”

    毛泽东送给七妈的那两首诗是《念奴娇•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邓大姐”是七妈生前全党全国人民对她的敬称，年纪比七妈大11岁的毛主席也称七妈为“邓大姐”，几十年革命战友的情谊，领袖的认真与幽默跃然纸上，令人不禁会心一笑。

    因为曾学过几年美术，我注意到了这栋房子中有一处设计别致的角落，那是在绣楼前的天井内有一方小水池，水是活水，清澈透明，波光点点，正映着头顶上方的一小块天空。恍然间，似乎有一柱雾气正从池中缓缓地直直地向上升飘，穿过一楼的廊柱，穿过二楼的闺房，直抵高高的蓝天。这样的建筑景观，在我国目前仅存的古民居中怕是也不多见了。

    1904年七妈出生在广西南宁，那是她父亲前往任职的地方。由于父亲后来被贬谪发配去了新疆，七妈从6岁起便跟随她的母亲前往天津居住。1919年，16岁的她积极投入了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并由此开始了她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直到88岁高龄去世，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

    知道七妈是河南人，大概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周末，我去西花厅看望七妈，七妈高兴地告诉我，她刚刚去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分在河南组，属于河南地区代表。我听了却感到不解，心里想：“七妈一直都住在北京，又在北京工作，她应该是北京地区的代表才对呀，怎么却成了河南地区的代表呢？”可是看七妈说话那神情，她分明对这次的安排十分满意。这时，七妈的秘书张元阿姨在一旁插话说：“你七妈是河南人，她的老家在河南。”原来如此，原来在北京工作的人大代表也会根据自己的籍贯被分配在地区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七妈的老家在河南。

    那么，七妈她回过她的家乡吗？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没有去问七妈。西花厅有纪律，伯伯、七妈从不对我们这些子侄辈讲他们的历史，更不允许我们乱打听。如今想来，这应该是他们在长年的艰苦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习惯吧。

    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又从高中到大学，在伯伯和七妈的身边生活了许多年。多年的生活让我认识到：西花厅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家”，它是伯伯和他的秘书们办公的地方，它的全名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伯伯做为新中国的大管家，他昼夜繁忙、殚精竭虑、忘我地工作。为了确保伯伯的工作不受干扰，七妈给我和同样住在西花厅的哥哥秉钧规定了一系列纪律。从此，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七妈的这些纪律之下。

注：邓颖超大姐1953年9月和侄子、侄女们的合影，前排左边周秉钧，右边周秉宜；后排左边周尔辉。

    那时伯伯每晚都要在办公室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上午则是他睡眠的时间，七妈规定西花厅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无论室内室外，大家走路办事说话都不能出大声。记得我刚上幼儿园时，有一个周末的上午，我跑到院子里，把小朋友借给我的橡皮筋栓在树上，高高兴兴跳起了皮筋。谁知刚跳了两下就被卫士张树迎叔叔听见了，他立刻从值班室跑出来，轻声阻止我：“咪咪，咪咪（我的小名）不要跳了，你伯伯在睡觉。”晚上我回到幼儿园把橡皮筋还给了小朋友，从此我再也不敢在院子里随便蹦跳了，并且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处处轻手轻脚，尽量保持安静，不去打扰伯伯，七妈对我还是满意的。但年轻人也难免会偶尔出点小偏差。印象深的是在我上高中时，暑假的一天我在值班室和张树迎叔叔聊天，讲我学校的趣事。值班室和伯伯的办公室门对门，伯伯在里面办公。我说着说着便忘了身在何处，不自觉提高了嗓门，张叔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立刻用食指按住自己的嘴，提醒我：“嘘——小声点。”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小事，当时的场景，包括张叔叔认真的表情，依然还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