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看来奇文作者可能生活于火星之上，对地球上特别是中日两国间的“人事” 知之甚少。“中日之间的敌意难以化解”，原因何在？难道不是因为日本政要不断“拜鬼”、因为日本不断通过教科书等形式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罪行、因为日本不断增强军备，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吗？“中日之间的敌意不减反增，又何尝不是双方的‘悲剧’？” 此话倒也不是奇文作者的独创，当年汪精卫就说过，中日之战是“兄弟之间一场厮打之后，抱头痛哭，重归于好”，以便共谋“复兴家道”。请读者不妨对比一下。

    至于文中对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所说的风凉话，实在不值一驳，只说一句，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的，这个光荣传统绝不会仅仅因为几只苍蝇嗡嗡乱叫而被遗忘。相反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最后笔者奉劝奇文作者和《联合早报》几句话：你们身在新加坡，不会不知道新加坡的历史，在那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4年里，不足80万人口的新加坡，有15万人死于屠刀之下，“大检证”（注：新加坡陷落后，日寇以“检证”为名，大批屠杀华人和当地居民，持续一周之久，被害者4万以上）的惨剧难以回首，投入大海的冤魂岂能安息！甚至连时钟都要采用东京标准时间，最后索性以“昭南”的名义，被日本法西斯“并入本土”！难道这些你们都忘了吗？建议诸位在为方正“名录墙”的倒掉而痛心疾首之余，也去瞻仰一下你们那里的“日据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为修建“日据时期死难人民名录墙”而呼吁一下，这应该是更有意义的吧！

    附文：

为“侵华日军亡者立碑”？

于泽远 (2011-08-04)

    近日，一则“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人民币）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让方正县陷入舆论漩涡。一时间，“忘记国耻”、“放弃尊严”等大帽子铺天而来，就连不少传统媒体也登上“爱国主义高地”，对方正县口诛笔伐。的确，“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指控如果属实，方正县就算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必遭唾骂，所立之碑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但问题是，曾遭日本奴役的方正县真会愚蠢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侵华日军立碑吗？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前天解释说，方正县原本有一处日本人公墓，后来又在其相邻处由方正县日本遗孤建了一处中国养父母公墓。今年方正县同时为两处公墓设立了名录墙，分别称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和“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其实，刻在“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上的序言，比较清楚地解释了方正县建立名录墙的背景与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开拓团民1万5000余人集结方正，欲取道回国。因饥寒流疾，有5000余人殁于荒郊野外，简而掩埋。

    其间历经近二十年，方正人民不忍其尸骨散落于荒野，遂以仁善之心将其集整。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建设‘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将尸骨埋于墓中。1984年，‘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迁移至此。墓中亡者多无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部分，故今将墓中亡者姓名刻录，一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故立此名录，以警世人。”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死于方正县的5000多名日本人并非“日军”。尽管上世纪30年代前往东北的“开拓团”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开拓团也具有准军事组织性质，但开拓团中的大部分人仍是平民身份。同时，无论开拓团是什么性质，因“饥寒流疾”而“殁于荒郊野外”的这5000多名日本人，毫无疑问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周恩来1963年批准为他们建立公墓，不仅体现了中国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为日本民众反省战争、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场所。

    方正县不过是给已有48年历史的日本人公墓立了一块名录墙，经过微博和网络上一番添油加醋，成了给“侵华日军立碑”，动机也成了“吸引日商投资”以满足该县领导的“政绩”需要。再加上传统媒体的抨击，方正县就算还想辩解，在一众手持“国家大义”、“民族气节”宝剑的批判者面前，恐怕只能乖乖低头，“引颈就戮”了。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不能忘却，但牢记历史不等于延续仇恨，更不等于要去仇恨那些同样身为战争受害者的普通日本人。

    方正县为部分死于该县的日本战争受害者立一块名录墙，其实是继承了该县民众领养日本遗孤、集整散落荒野的日本人尸骨的“仁善之心”，就算有招商引资之意，也与“汉奸”之类的谴责扯不上干系。历史与现实的恩怨情仇让中日关系十分复杂和脆弱，这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方正县这次成为众矢之的，再度表明中日之间的敌意难以化解。有网民将方正县的做法讥讽为“中国式碑剧”，但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之间的敌意不减反增，又何尝不是双方的“悲剧”？

《联合早报》（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