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张学良（右）和吕正操在纽约相见。（中红网红色图库）

晚年吕正操回忆着那份浓浓的战友情谊。（赵勇田摄）

    吕正操用极其刻苦的精神求学，用极其踏实的态度做人。他和张学良一样爱读书、讲情义、重孝道、负责人，甚至连兴趣爱好和饮食习惯也很相似，因此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在事关东北军命运的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吕正操先后担任排长和代理连长，在前线出生入死，最后负了伤。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位长官都很关心吕正操，将他及时送到了沈阳英国人办的小河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女士曾经给吕正操带了张学良的话，她说：“我大伯父说你的手受伤了，本来他想让你学空军，结果就只好学陆军了。”吕正操听到了老长官对自己的关心，也陷入了深情的回忆中，“哦，这么多年过去了，原来老长官还记得我的手受过伤啊……”

    如果吕正操的手没有受伤，或许他也有可能像许多东北军空军官兵一样，成为一位像高志航那样的民族英雄。

    在东北，担任少校副官的吕正操经常跟随张学良参加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由此接触到了不少的进步人士，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他还和张学良一样，成为一位终身的网球爱好者。吕正操此时喜欢和许多留日归国的东北青年来往，听他们讲些共产主义的道理。当听到了这些之后，他就不再想当副官而是想去掌握部队，结果张学良批评他年轻浮躁，但还是让他去担任十六旅参谋处长。

    东北易帜后，吕正操跟随张学良入关，不久就经历了九•一八的亡省之痛。他跟随张学良参加了长城抗战，与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一起与日寇展开殊死拼杀。他此间曾经在中南海万字廊见到了张学良，这时的张学良毒瘾还未得到控制，身体非常虚弱，他强打起精神，问吕正操：“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

     “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吕正操这样答道。

    “要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振奋写在张学良的脸上。他还同时委任吕正操为六四七团团长。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长城抗战最终失败了，张学良通电下野。当吕正操再一次见到张学良时已经是1936年10月，此时吕正操因为在南京打伤了国民党特务，被张学良调回了西安，在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张学良私邸东楼。在西安事变中，吕正操坚决跟着张学良行动，也眼睁睁地看着张学良随着蒋介石前往南京，并从此被软禁，失去自由长达数十年。

    此后的吕正操经历了风风雨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建国后，吕正操身居铁道部副部长、部长的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老长官。吕正操曾说：“台湾当局天天讲‘三民主义’，自称‘自由世界’，既然如此，就应该尽快恢复张学良将军的完全自由，同时让海峡两岸骨肉同胞自由来往。我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希望与张学良将军相见。”

    1984年12月，吕正操曾写有《浙东纪行》的一首诗，其中“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的诗句，吕正操想念、敬仰、爱戴着张学良，因为正是张学良带他走上了爱国、爱民、抗日的道路。

    1984年6月，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到大陆经商，终于见到了吕正操。她向吕正操转达了张学良的关心，而吕正操也让她送去自己的礼物并转达自己的问候。从此，张闾蘅就成了吕正操和张学良之间的信使。两位老人用一首首诗，转达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强盛的期待。张学良就曾经送给吕正操一首这样的诗：“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1991年3月，张学良得以到美国去探亲，而吕正操也终于圆了自己的夙愿，于1991年5月4日见到了张学良。吕正操的秘书刘红路说：“让吕正操同志前往纽约会见张学良，这是中央的慎重决策。杨尚昆、江泽民、邓小平都先后关心了这件事。”而担任邓颖超秘书的赵炜每当回忆起这件事，都会感到有些许惋惜，她说邓大姐写好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代表她前往纽约看望张学良，可惜中央因为邓大姐生病的缘故，不批准她前往。

    赵炜回忆道：“吕正操同志将邓大姐写来的信，交给了张先生。张先生平常都是要拿放大镜看东西的，可是这一次他知道是周恩来的夫人给自己写信，就没有用放大镜，而是眼睛贴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读完了这封信。看完之后，张先生对吕正操同志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代我问候邓女士’。”

    “那天首长对张先生说：‘我与老长官正好分别了54年，而今天又正好是5月4日，这是双五四啊。’”刘红路回忆着吕正操对与张学良见面时的感人场景。

    张闾蘅回忆道：“大伯父和吕老见面的时候，场面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激动，大概是他们见过的风雨太多了，许多事情在他们眼里已是波澜不惊了吧。他俩个头差不多，就好像一对东北老乡在美国相逢。他们聊往事、聊抗日、聊理想、聊信仰，大伯父最想听听吕老谈谈打日本的事儿。”

    在一次谈话中，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接过话题道:“我也信上帝，我的上帝就是人民。”

    吕彤羽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我的父亲和张学良、张作霖，都爱老百姓，愿意为老百姓做事。”而刘红路也评价道：“张先生最爱对首长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帮的是人民’。”

    他们先后三次见面，聊起了许多旧人往事，谈到了海峡两岸的交流和国家统一的理想。吕正操转达了希望张学良回故乡看看的想法，张学良表示：“我一直希望祖国统一，我愿意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要从大局出发，不能因为个人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张学良最终没有踏上他离别了七十年的故土，留下了终生遗憾。张学良去世之后，吕正操一直怀念着他。一次某电视台要求采访百岁的吕正操，电视台的记者们很是好奇，吕正操一生经历了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事，到底哪一段往事在他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结果出乎他们意料，吕正操最想讲述的一件事是1924年的直奉大战。记者们在震惊于吕正操惊人的记忆力的同时，也深深地被他流露出的对张学良的怀念与眷恋所感动。

    谈及张学良的一生，吕正操说：“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始终如一！他一生从民族大义出发，志在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吕正操用“披肝沥胆、忍辱负重、浩气正人”这十二个字，给张学良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脚。

    无独有偶，张学良逝世于2001年10月14日，而吕正操逝世于2009年10月13日。他们仿佛有心灵感应一般，连忌日都是这样相近。如今，两位世纪老人得以在泉下相见了。作为晚辈，我们每一位同胞都要传承张学良和吕正操的理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的强盛和海峡两岸的统一奋斗下去，直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