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斋和他的警卫员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正是依靠这些黄金，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总部首长安全返回陕北，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程世才等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进新疆。

    ■宁夏战役的失败，是西路军悲剧的前兆

    主持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度把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央有关领导陈云、李先念、徐向前、邓小平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得到了还原。那么，中央当时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

    夏宇立：1936年夏天，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和红军二、四方面军即将北上陕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计划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打通苏联”，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以推动全国抗战局面，制定了夺取甘西和宁夏的计划，并于8月12日电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这个计划，存有估计蒋介石大军暂时不会来西北、过分依赖东北军、红军行动定在冰期等三个致命缺憾。10月下旬，在国民党大军大举进攻发起后，宁夏战役仓忙发起，不久半途夭折。宁夏战役失利，不仅致使共产国际和苏联从外蒙方向给予的援助物资全部损失，分隔在河东、河西的红军部队遭受重大伤亡，也成为了后来在河西的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前兆。1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中止宁夏战役，转为实行《作战新计划》，命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令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陈铁健：1937年4月末在甘新交界的安西红柳园最后一战，为西征的红西路军划上了悲壮的句号。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但是，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认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事实上，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南走廊，并未失败。毛泽东当时电令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文字是后来（1936年以后）所加。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同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

    ■战略指挥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陈云同志在1983年初曾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那么，究竟该怎么认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夏宇立：西路军西进方向河西走廊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特殊的民族民情社会条件，同时，西路军还面临着孤军深入远出独立作战、以步敌骑、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不利作战条件。红军面临的处境前所未有，其战略指挥按说尤其应该深谋远虑，谋定而动。可是，由于军委缺乏久远的战略考虑和坚定不移的方针，时时事事以河东暂时局势为转移，不断改变战略决策，一时命令西进接受物资，一时命令东进策应河东，一时命令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循环往复，变幻无常，致使西路军部队在河西走廊这条危机四伏、绝不可久待的“弄堂”里不断消耗。这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对面临强敌和不利境况的西路军及其身在前线的领导人造成了严重困境。西路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为了坚决执行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为了西路军的生存，西路军领导人不断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和许多合理性建议，也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可是，都无济于事，以致西路军这支历经十年内战的精锐深陷十倍于己的以骑兵为主的敌军的重重包围，最终惨遭失败。

    陈铁健：在最高统帅部一连串错误指挥下，21800人的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二误于停进四十天，建立永凉根据地，招致红九军古浪战败，全军减至18000人。三误于再次西进数日后，又令在高台、临泽集结，待机策应河东，“创造根据地”，招致红五军于高台失败，军长董振堂战死。从临泽突围后，全军尚余14000人，减去伤员、妇孺，战斗人员不足五分之二。当时追敌七八万人，以骑兵为主，居于绝对优势，而来自陕北的电令竟说“西路军多系骑兵”（按：西路军有一个骑兵师，仅有二百人）；“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按：马家军几乎全是骑兵，善打运动战），我军“人自为战，即可灭敌”。四误于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半月后，兵力减至10000人，请求突围东进，却遭严令阻绝，要求西路军就地歼敌自救。同时把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粗暴地当成政治问题，把西路军的行动与“国焘路线”挂钩。五误于西路军自救突出倪家营子后，又得陕北电令：“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胜利”。陈昌浩拒绝徐向前的意见，决定服从中央电令，重返倪家营子，严遵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命令甘愿被动挨打。六误于西路军请求中央派兵西援，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将士苦等西援两个多月，而中央迟至3月2日才决定组建援西军，5日由淳化开进，9日止于距西路军约千里之遥的镇原。13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西路军兵力已不足三团，“子弹几尽”，“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中央仍不告知援西军已止于千里之外。直到3月17日，中央来电为西路军战败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此时，才告知援西军不能西进了。

    ■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与西路军问题存在着某种“关联”

    主持人：如何认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影响？

    夏宇立：西路军失败，打通国际路线受挫，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这场悲剧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西路军这支红军中最为优秀、最为精锐的部队兵败祁连山，丧师于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民族解放战争即伟大的抗日战争行将开始的这一特殊时期，更表现在它以全军覆没为代价创建的历史功绩不仅曾经长期得不到承认，反而长期遭到错误的对待。1937年3月，西路军刚刚失败，延安即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将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错误相联，定性为“执行国焘路线”，“分裂主义”、“逃跑主义”，广大干部战士含冤莫白，许多人长期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这种结论，在严重伤害西路军幸存者、进一步加重了西路军的悲剧性色彩的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教训。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央最早对张国焘问题进行讨论是在1937年3月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么，这次会议对西路军问题有何影响？

    周宏林：1937年3月23日至3月3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延安会议或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二项：一是研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任务；二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这是中共中央及其所属主力红军，在完成战略性转移、进驻陕甘宁边区之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对张国焘错误的讨论和批判，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党内“实力派”比较彻底的政治“清算”，并以此为基础，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巩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会议所取得的这些重要成果，就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而言，不亚于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与西路军问题，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客观上决定了西路军问题的历史重要性。

    主持人：那么，如何具体认识和把握这种“关联”？

    周宏林：要想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有必要对当时的背景情况做一简单介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此前张国焘确有以实力“要挟”中央的迹象（表现为“要权”），“党内争议”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转变（主要指另立“中央”）；但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二是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在一些领导机关和基层部队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以“实力”为背景的“不和谐”因素；并且上下之间相互呼应，又相互促动，更加剧了矛盾的激化；红军内部的团结，面临新的挑战。三是就“实力”而言，西路军本身具有明显的“符号”特征：西路军主要是由四方面军的部队组成，共计两万多人，约占当时红军总数的40%左右；且装备相对精良，战斗力比较强，是当时党内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四是西路军虽然隶属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由于其构成具有特殊性，张国焘本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是应该能估计到的。这些客观的背景情况，清楚地映衬出延安会议的特点。如果我们依据这些特点去解读延安会议，就会对会议的召开和结果，以及会议与西路军问题的“关联”，产生进一步的认识。

    主持人：那么，共产国际对当时把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有何反映？

    陈铁健：1937年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可惜，共产国际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化和延续化。西路军乃至四方面军将士被绑在“国焘路线”上，饱受屈辱，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困局，洗清这一历史冤案，应当首推陈云，还有李先念、徐向前、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