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1年2月16日电(王忱)
2月12日,华国锋生前的亲属、部下、朋友、乡亲等各界人士,在北京骄城山饭店会议室济济一堂,参加了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
下午两点半,座谈会正式开始。大家先观看了历史纪录片《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庆》。当看到华国锋同志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大荧幕时,经久不息的响了起来。
华国锋同志与新疆妇女在一起。(采自《新疆妇女》画册)
毛主席警卫员王明富雄赳赳地竖起了大拇指夸道:“他是毛主席选定的人!”(中红网王忱摄)
看完影片之后,座谈会正式开始,首先由华国锋同志的秘书曹万贵讲话。曹秘书说:“1968年底,组织上选拔我去当秘书,我跟随他四十年的亲身感受,就是华国锋是个好人。他是个‘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这种品格他坚持了一辈子,受到了毛主席的器重,毛主席是最爱讲真话的人。如今的改革开放,是站在巨人肩上的。华国锋同志也是改革开放坚定的虔信者。总之,他是一个真君子,值得人们的敬仰。”
随后上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他上台前,先对华国锋的标准像鞠了一个深深的躬。他用历史考据学的办法,论证了华国锋在几次重大历史场景中的作用,并推翻了压在华国锋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词。这位教授说:“八十年代中期做出了政治结论,结果政治结论取代了学术研究。如今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现得出的成果与结论大不相同。”
接着,他先后谈了几个问题,用充足的史料说明了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所谓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是把史实放大了、说重了。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有关专家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材料显示,别人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出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华国锋曾指示中央专案组转交全部材料给中组部。
毛主席侄女毛小青心潮澎湃地看着华国锋同志的纪录片。(中红网王忱摄)
曹万贵说:“他一生坚持以德行天下!”(中红网王忱摄)
继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个错误。华的确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同样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简单。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有关专家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很难看出华国锋“压制”了这场讨论,充其量是不太积极。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与会的于光远后来评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她情绪特别激动,眼泪夺眶而出,说:“人啊,不能跟风,华主席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华伯伯一生,把‘地位’呀都看得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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