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父亲的为官之道

    我仅知道父亲有两次主动辞官和一次要官的事，其中的原因直到最近才弄清楚，发人深省。

    父亲第一次辞官发生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初期。1946年春，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总政治部主任的父亲从前方回到总政后方机关所在地佳木斯市。有一天他突然微笑着对母亲和我说，他已向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重任，并建议请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的谭政同志兼任总政主任，自己则愿意从事开创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母亲表示同意，我则不解其中的道理。后来，果真随父母亲从佳木斯市搬到了吉林省延吉市。大家知道，党中央、毛主席于1945年9月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方针调整，其中抓紧时机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是最重要的一环。为此，党中央从全国各解放区调集10万大军，3万干部，其中就有20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并通过各种运输渠道火速赶往东北。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美国帮助下，通过海、陆、空的现代化运输手段，迅速将其近一半的40万用美械装备武装起来的大军抢运东北，当年11月底蒋军占领沈阳市，东北内战越打越大。父亲是在1945年11月底前从延安乘飞机到达沈阳的，不久就撤出到本溪市。当时他通过对东北敌我情况的了解和思考，于12月14日向东北局写出《对当前东北及周围形势的认识和我们的方针的建议》的报告，《建议》通过对抗战胜利后国共军事力量对比、中共如何取得优势等方面的认识和分析，提出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依靠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同国民党打持久战。党中央、毛主席于他的《建议》发出两周后便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但当时在东北党、政、军内对于如何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指示，对于敌强我弱形势及和战问题的认识，对如何克服迷恋大城市和忽视下大力量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全力支援前线等等重大问题上认识不一致，以致根据地建设进展不大，使我军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危险境地。为了统一认识，东北局于1946年2月召开了有东北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抚顺会议，会议分歧很大，议而不决。父亲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对会议议而不决十分忧虑和焦急，感到自己无力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但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导向，从自己做起，在决定东北乃至全国革命命运的历史关头，他义无反顾地向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生平第一次主动“辞官”的要求。此后，1946年6月初他在东满地区巡视工作时，当时形势十分严峻，正如他于6月7日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所称：“东满目前情况是敌人过江后于昨天占领拉发新站，桦甸得而复失，东满出口被封锁，东、南满联系被阻断，群众工作甚弱，地方武装仍不稳固，德惠、伊通全部叛变，其他县份已有部分叛变。敦化、延吉过去未存粮食，虽近十天抢运，不够一月所用。土匪和地下军未肃清，且有复燃之势。……”他在电报最后又提出“我是否留此工作，请电示。”这充分表明他知难而进，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不久中央为便于统一领导，决定对东北干部工作分工进行调整。后在我军主动撤出四平至拉滨线的舒兰时，他突然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他接任吉辽省委（后改为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职务，可谓临危受命。从此，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以及不久后召开的东北局七月会议精神和通过的经毛主席修改过的“七七决议”，也将他给东北局的《建议》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东满地区党、政、军努力建设巩固的东满军事政治根据地的斗争中去。此后，仅仅经过一年半多一点时间，我军就解放了全东北，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四野大军迅速南下包围平津，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父亲的第二次辞官发生在1953年8月。1952年底，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父亲被中央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执行，国家145项重点建设项目和许多国防工程亟待上马，工程要求质量高，进度快，而遍布全国各地归属不同，情况各异的上百万建筑队伍处于管理混乱，大量窝工的状况，浪费很大，急需整顿。情况明，才能决心大，父亲与万里、周荣鑫、刘裕民等副部长分别率调查组深入第一线，甚至到施工现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和工人、技术员一起劳动，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初步搞清我国建工战线的历史问题和现状，找出了主要问题：一是队伍混乱；二是建筑力量的使用、分布不合理；三是设计质量低劣；四是管理混乱。为此，他提出了四条解决办法和措施：一是整顿队伍、巩固组织；二是调整力量、合理使用；三是改进设计工作；四是改善施工管理。1953年7月22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口头汇报，后又亲自起草了给中央的书面报告《关于目前的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8月10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部长陈正人同志关于目前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政治局认为陈正人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建筑工程部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建筑工程部的任务，应当是工业建设。建设力量的使用方向，应当首先保证工业建设，其次才是一般建筑。建筑工程部党组给中央的书面报告，应发给各级党委，……”这无疑是中央对他在建筑部工作的肯定。此外，他提出的组建基建工程兵和“经济、实用、美观”的设计方针，对当时乃至今后我国建筑工程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过度紧张繁重的工作，终于使他十年未犯的肺病又复发了，为了不给我国繁重的建筑工程战线的工作造成损失，他毅然地于1953年8月生平第二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辞去建筑工程部部长职务的请求，其领导工作由万里同志代理。

    关于父亲主动要官的事是这样的。在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成立农业机械部，目的是为了加快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毛主席在会上说，如没有人愿当这个部长他愿当。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农林办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父亲就主动向党中央表示他愿意担此重担，中央遂任命他为我国第一任农机部部长，但其他职务不变。所以父亲这次要官既没有升官又没有发财，只不过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一些罢了。

    从父亲的两次主动辞官和一次主动要官中，清楚地看出他的为官之道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心系革命大局，努力做为民谋利的事。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我的父亲正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