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起陈正人已经鲜为人知了。他出生在江西遂川县盆珠乡大屋村的贫困之家，少年穷苦求学，追求正义，接受进步思想，立志救国救民，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同曾天宇、张世熙一起参加和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父亲担任了遂川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游击队党代表。从此，在毛泽东领导下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地奋斗了一生。

    1979年党中央给他的一生作了客观的政治结论：“陈正人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来，跟随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南征北战，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正人同志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人民无限忠诚，他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坚持真理、威武不屈。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身体力行。他艰苦朴素，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他工作一丝不苟，严以律己，高度负责，忘我为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他忠于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农业战线和农机战线上的卓越领导干部。”

    《陈正人传》全面、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光辉的一生。

    说实在的，此前，即使像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的子女对他的一生也并非全面了解。因为父亲这一代人有着极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从来不向子女甚至妻子吐露党内工作情况，也从不私下议论党内同志的长短，更不准我们接触他的文件。我们在参与编写他的传记和文选的过程中，有机会大量地读到了他写的一些文章、报告、文件、电报、书信、笔记等，特别是从他几十年来一直精心保存的从延安时期直到建国初期他参加的重要党内会议的笔记、电报、会议材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给他的书信、党内会议记录等等，以及他在“文革”前后写出的有关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的历史资料，还有他在“文革”中写的有关回答外调问题的材料等等中，使我们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历史地、真实地了解他的一生，从中更加理解了党中央对他一生所作评价的依据和正确性。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中华民族为有这样的优秀儿女而庆幸！

    一、父亲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回想我小时候，父亲对我在生活上的关心已记不得多少了，只记得在延安时，父亲曾请贺龙司令员为我做了两套灰布小军装。那时父母亲成天忙于工作或学习，很少有时间照顾我们。我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成天到处乱跑，有一次竟然从山上失足摔下来昏过去，这种情况对当时生活在延安的孩子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毛主席于1940年3月亲自请傅连暲出面组织成立了延安中央托儿所（后改名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傅连暲的爱人陈真仁就是延安中央托儿所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我有幸和李铁映、李敏、贾大利、傅维芳等成为最早入托的七个孩子之一。稍微长大后，我进了延安的保小、抗小，一直过住校生活。我懂事后，父亲有一次对我说我还有几个姐姐、哥哥现在寄养在江西的老百姓家中，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央也同意通过组织设法把这些孩子找回来，但父亲考虑到延安生活很艰苦，工作又忙，不愿再给组织添麻烦了。看得出来，父亲对这几个生死不明的孩子是十分惦念的。

    父亲要求我们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一样节俭生活。1953年5月24日下午，周总理亲自到北京101中学传达毛主席关于防止干部子弟搞特殊化的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并宣布取消学校的供给制，学校对群众子女开放。从那时起，父亲每月给我的生活费为十五元，其中12元为伙食费，3元为零用钱，这个费用标准相当于甲等助学金，父亲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克服特殊化的心理，要和老百姓的子女一样生活，这使我们从小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父亲对我政治上严要求。初中时，每星期六回家后，父亲见到我总要问我入团了没有，何时入团。这在当时已成了我沉重的心理负担，但他从不问我学得怎么样（我上高中是保送生），其实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入团，既然父亲那么重视，也只好暗下决心，争取早日入团，但直到上高一时才入了团。在入党问题上倒很奇怪，父亲反而不怎么提了，他对我讲：“关键不在于组织上入党，重要的是思想上要入党，即能不能时刻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做到。”父亲在政治上对我曾有过的几近苛刻的要求，在思想上促进了我较早的启蒙。

    父亲说集邮也要讲政治。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集邮，可以说是一个狂热分子。中国集邮公司最早是开在王府井，开张那天我起了个早，排在第一名，但我没多少钱，只能买一点盖销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充数，没法子，只能走群众路线，到处去收集，什么邮票都要。有一次父亲看到我收集了一些有蒋介石像的民国票，气得咬牙切齿地骂了我一顿，要我立刻烧掉！他讲：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集邮怎能不讲政治。我当即把这些邮票烧了。

    父亲很重视对子女进行革命历史和时事政策的教育。我们家几乎形成了规律，即每逢节假日全家难得一起团聚时，父母亲总要给我们讲讲他们过去革命的故事，父亲还要讲讲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和看法，对我们子女来讲就好像吃了一顿丰富的政治美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父亲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和启发我们将来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这种革命传统的教育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尽管生活经历不同，但彼此却很团结，学习和工作都很努力，互相你追我赶，在各自单位里都比较早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使我们全家经受了一次长时间的严峻考验。父亲在遭受严厉批斗和身体遭受摧残的逆境中，仍然在千方百计的维系着全家尽可能安全、健康地生活着，他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要实事求是，不要参加两派组织。他通过他的言行、他的信念在教育和影响我们，这一点更体现在“文革”中他给我们写的每一封信中。毋庸讳言，我们这些子女在“文革”中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牵连，但我们都能正确对待。

    1969年9月我因父母受审查被部队复员，面临新的工作选择。我原希望去一个条件较好的工厂工作，但组织上却将我分配到一个生产条件十分简陋的小厂。我向父亲讲了我的想法，他听后不假思索地对我讲：“我们不是常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走艰苦创业的路吗？怎么一联系实际就言行不一了呢？”父亲这一针见血的批评，使我深感羞愧，面对历经革命种种磨难而从不悲观屈服的父亲，更加增强了我下决心要亲自实践一下，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创业道路的决心。思想通，一通百通。从此，在父亲和党组织的教导下，我和原北京东城包装蜡纸厂的职工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挥全国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群策群力，坚持科学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将一个包装蜡纸厂改造和建设成了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其电视机产品填补了北京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其昆仑牌电视机曾享誉全国。我自己也在党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和帮助下，由二级工逐步成为黑白电视试制组组长、车间副主任、工厂副厂长。艰苦创业的12年，既成就了事业，也锻炼了人生，这为我以后15年的机关行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