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路军中的甘肃籍官兵，多为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许多共产党人与他们共同生活、并肩战斗过。共产党人的模范言行，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影响，部队进步官兵中曾流传着“听刘伯坚一次演讲，胜得三个月军饷”的说法，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排除异己、歧视“杂牌”的行径颇为反感，吃不饱骂蒋介石，负伤、生病没药治疗骂蒋介石，打麻将输了钱也骂蒋介石。他们的这种情绪在二十六路军颇具代表性，而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抗日反蒋情绪的日益蔓，为在该部发动起义创造了基本条件。

    1931年5月，中央军委派王超、袁汉澄（袁血卒）、李肃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到后首先与该部的地下党员、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了关系，很快掌握了官兵中的思想动态，并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部队的政治影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壮大党的力量，伺机发动起义。

    袁汉澄和王铭五是西安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的老同学，从西安到郑州一直在一起，同吃同住，情同手足，彼此感情很深，而且在西安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一起担任过校内进步墙报、油印刊物的编辑。袁汉澄对铭五的政治倾向和为人十分了解，决定首先发展王铭五加入共产党。

    一天，袁汉澄来到王铭五的住处，老朋友相见，使王铭五即惊又喜，两人到宁都一家小酒店吃酒庆祝，酒过三巡，话题转到了二十六路军的前途和命运上。王铭五知道袁汉澄早已加入共产党，便将他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苦闷倾吐一尽，表示自己想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拯救受苦受难的解放四万万同胞，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见时机成熟，袁汉澄就转入正题，真诚坦率地将他此行使命和目的告诉了王铭五。党的信任使王铭五激动不已，他当即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尽自己的全力促成二十六路军暴动，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就这样，经袁汉澄同志介绍，王铭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王铭五在思想上已做好了随时为起义献身的准备，他把自己用过的书籍和用品装入一个皮箱，到街上照了一张照片，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一起托人寄回家里，他在信中说他将矢志报国，不能回家尽孝，请求父母原谅；叮嘱妻子方璇代替他侍奉双亲。

    王铭五入党以后，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改以前萎靡不振面貌，精神抖擞，工作夜以继日，不知疲倦，格外起劲，把自己一切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白天他广交朋友，掌握了解官兵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秘密宣传党的政策；晚上他印制传单，撰写宣传提纲和文章。二十六路军系旧军队改编而成，军阀作风严重，陈规陋习较多，官长经常打骂士兵，而王铭五为人忠厚，态度和蔼，以礼待人，深受士兵尊重；加之，二十六路军中西北人居多，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士兵中广交朋友，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士兵，徐国珍同志（甘肃天水人，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就是王铭五发展的共产党员之一。

    王铭五不但在士兵中威信高，在军官中间也有一定影响。因他擅长书法，字写得苍劲有力，来求字者很多，王铭五是有求必应。当时许多军官的墙上，都挂有他的墨迹。王铭五以文会友，在军官中交了许多朋友，一些高级军官 也很赏识他的才能。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对他十分赏识，关系十分融洽。这既为他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又减少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当时组织上曾考虑到万一起义失败，就准备留下他。

    宁都起义
   
    为了确保起义工作顺利开展，经中央军委批准，在二十六路军中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特别支部全面负责起义的策划、组织、宣传和实施。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王铭五主要负责起草、收发党内文件和收支党费等项工作。王铭五经常以请客吃饭、打麻将牌为掩护，召集共产党员秘密聚会，研究发动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此时，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借口养病，离开了部队，部队事务由参谋长赵博生全权负责，特支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就决定争取赵博生，经支部研究，由王铭五执笔给赵博生写了一封信， 试探赵博生的反应。1931年的一天下午，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外出回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他拆开一看，信是由打入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 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  赵博生一口气读完信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想到，二十六路军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进入江西后，几个月来，部队每况愈下，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宁都之后，因为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几个月中便死去了几千人。尤其让他反感的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让他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他早就对共产党有好感，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一直都在寻找共产党。赵博生立即与特支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特支代表组织跟赵博生面谈了他的入党问题。1931年10月，赵博生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后，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代行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同时特支又团结了一心想抗日，且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非常钦佩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对蒋介石积有旧怨的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转向革命，和他们一起整饬部队，展开了新的练兵热潮。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４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３.５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九•一八 ”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中华民族的危亡牵动人心。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第二十六路军中广大官兵表现出了很高的抗日热情，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高级将领也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并立即付诸行动，。由董振堂率领七十三旅开路，离开宁都向北挺进。但是，这一行动马上遭到蒋介石的严厉申斥，下令撤回原防“死守宁都”，再有“奢谈抗日者杀勿赦”。这样以一来，就更加激化了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反蒋情绪，发动起义的条件日渐成熟。王铭五的工作更加忙碌，经常彻夜伏案疾书，起草党内文件，著名的《特别支部宣传决议》等文件，就出自他之手。王铭五还写了一首歌，歌词是：
 
    红军来了缴枪吧！
    每人三块大洋回家吧！
    红军来了 都欢迎，
    打倒卖国奸臣回北方。
    红军来了齐唱歌
    打倒日本军阀，得解放。
 
    这首歌当时在二十六路军中间广为流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南昌党的秘密联络机关突遭破坏，二十六路军党组织领导人名单，党组织对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落到了敌人手中。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二十六路军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