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第三次出现，第五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1965年元旦过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尽管最后通过了《二十三条》，但是毛主席对党中央一线主要领导者在社教中的极左做法的批评和纠正是否有效，还要在实践中拭目以待。

    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甚至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严肃和沉重。事实上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些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们的发言已经预示了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如12月16日到19日三天中的每天下午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就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328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主席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华北局的第一书记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72人中有问题的38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在会前给中央写了报告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也认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月15日，毛主席还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长达一万六千字的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少人在讲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时，是根本不顾这个情况的，似乎没有那个情况一样。因而对毛主席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念的评论完全是一派局外人的轻浮之言。但是，即使形势那样凝重，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只是反复讲要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因而在社教运动中始终坚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犯了错误的人本来就是少数的人，而且还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但是要特别警惕那个极少数的当权派——即党内走资派，因为他们处于重要位置，会对革命事业造成较大的危害。因而反复强调这个运动的重点问题，但也决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政策。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理念，但是众所周知，在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毛主席几次发言对刘少奇等社教中所犯极左错误的批评以及对运动的重点对象的确定，刘少奇等是有抵触情绪的，尽管在1月13日下午刘少奇也召集过一个17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但是从实质上认识社教中所犯极左错误的问题并没有到位。所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委员长、贺龙元帅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主席。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也真的主动找毛主席谈过话，作了些自我批评。但是，从心灵上说，一个高层领导者受到别人的批评，也许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挑战，也许就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接受或改正的。1965年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因为这个文件的第23条规定：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应该说社教运动已在全国铺开了。

    勿庸避讳的是，在1966年当全国城市和乡村的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候，原先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又旧病复发再度出现，而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扮演者们，仍是原班人马。这次扩大化的出现，非同凡响，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引发的连锁反应，特别是集中唤起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另外几个宗派的争相表现，给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党和人民政府带来了繁重的工作和巨大压力，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毛主席、周总理生前之所以没有在全国隆重宣布它的结束，其源盖出于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趁此而争相表演的党内几大宗派的恶性发作。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有着致命的影响，而且更由于特殊的条件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些扩大化的制造者们为突显他们一贯正确而不允许把这个劣迹显现在《历史决议》之中的做法得逞了。因此其影响就不仅是过去、现在，它也影响到将来。而对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的研究，也是1978年以后有出镜权、话语权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去研究的东西。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今不能科学研究和科学对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致命障碍。本文作者思索了三十多年，总觉得这种式样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之，在我进入七旬之列时，说说我的世界观。借以留给21世纪甚至21世纪之后的若干世纪里所有对这段历史有责任感的任何一位有志者，让他们去评说、印证、研究。历史过去了，但历史却是世间永远存在和永远有活力的元素，任何人为了私欲对其进行格外打扮或掩盖都是徒劳的。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中共党内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情是这样的：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其中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标志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们，按照“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中的规定：“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便放开胆子给不同的上级领导机关或领导者提意见，不少人继续沿用从延安时期以及五十年代以来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是毛主席希望自下而上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以及不同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中的那些不符合人民要求的“黑暗面”，进而予以改革或纠正所需要。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这样发展，毛主席1966年6月1日在杭州看到了《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便把他对这张大字报的看法写了批示，认为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上付诸实施了。显然，这个举措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北京各类学校、各类机关以及全国各地的各类学校、各类机关都开始用大字报的形式表示自己对不同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各种言行的看法。对于各级领导与机关受冲击这种局面，北京市委认为不好，便于6月3日开始往北京大学等各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教育部下发文件同意这种做法。这些工作组中有的甚至接管了学校的党委，这是极少数的，而多数则是站在校领导的一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单位来讲，凡是有敢于提意见的，就会有另一方站在领导的方面为领导辩护的，后者的人数尽管少一些，但底气却是很足的。我的一位亲戚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所高校某个系里的总支书记，去年仲夏的一天到我家探亲，期间在聊到文革中的两派时他直言说：“保守派都是支持我们的，他们中的党员是我们发展的，有些是准备以后发展的培养对象，要不是碰上文革，以后陆续都会入党的。”他还毫无回避地对我说：“那个时代，大学生一入校，根据档案里介绍中学时的表现，就提前把他们谁在哪一年入党的顺序排列好了。因此，文革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人便牢牢地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并通过他们团结了一批学生。”亲戚在34年后谈起文革时说的这番话，是有普遍性的。

    由于工作组绝大部分是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因而保守这一派的群众对于敢于提意见造反那一派的群众也是不放在眼里的，并且协同工作组和校领导整理了造反派的一些材料。不少工作组、校领导也就真的把不少造反派中的教师、学生打成了“伪左派”、“真右派”，有的甚至被开除了党籍和团籍。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统计，工作组伙同校系两级党组织在很短的几十天内，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人一直在撰写某些“红卫兵领袖”人物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你会看到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多么简单和容易。如在清华大学那年秋天马上就要读大四的学生蒯大富，就是因为一开始是给老师们写了一些批判的大字报，后来就升级给系主任写了大字报，再往后是给学校领导贴了大字报，最后工作组驻校他们又给工作组写了大字报。这种对立，按说也不可怕，毕竟不是杀人、放火和投毒，按“二十三条”中第五条关于“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的规定，也不应该将蒯大富列入文化大革命被整对象的。但蒯大富能言善辩，根本不理工作组那一套，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工作组用权力咬定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了右派学生，蒯大富不但用绝食的方法抗议，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工作组也没因此而退缩，工作组决不原谅迁就蒯大富写的驱赶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个错误。6月末的一天，在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最终做出了开除其团籍的决定。蒯大富当场抗议，表示即便坐监狱也不怕。为了防止意外，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事实上这种处理办法，已经比九年前反右派扩大化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本文在前面曾叙述过，1957年反右派时，毛主席担心反右扩大化而在这一年8月1日为中央起草下发的指示中曾严肃指出：“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后来当毛主席发现出了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便又在10月15日敦促中央发出了《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各级领导包括刘、邓及其派出的工作组都把9年前以及两年前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主席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情全忘光了，他们甚至公开提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所以像蒯大富等那样的人们竟然敢于给工作组、校系两级党组织提意见写大字报，那么其灭顶之灾是怎么也不能够逃脱得了的了。

    这种轻易就把敢于说话、敢于给上司提些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做法，又让人马上回想起一年半前即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就社教运动中工作队（组）的工作态度说的那些话，原来在不少高级干部那里是被置若罔闻的。当时制定的“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主席担心运动中工作队疏忽这一条，所以他不止一次在会上讲这一条。他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批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仅过一个周后的1965年1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当毛主席反对社教中工作队抛开干部、群众这个多数人而搞神秘化秘密串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的极左政策时，他也尖锐指出：“现在，有好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为什么刚刚过去一年，就把党中央制定的文件和毛主席三番五次强调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了呢？这件事告诉人们：只要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仅是在口头上认识到了是靠不住的，一到关键时候就一定会露出马脚来的。这件事也告诉人们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1958年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鼓吹高指标、瞎指标的左倾冒险主义、到1964年第二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打击、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五十天内把那么多学生、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九年内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连续搞了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实，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纠正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艰巨性。毛主席正是在同这些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人们的交锋中最终把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锁定在党内那些拒绝人民群众对其进行批评、帮助、改正错误的领导者们。

    当然毛主席不会容忍工作组动不动就把敢于给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进行批评的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的。7月18日毛主席结束了在外地半年多的活动回到北京。在他经过一番听取汇报、翻阅了相关简报以及召集中央各大区第一书记开会之后，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29日在人民大会党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之后，全国也都这样结束了工作组的使命。

    在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为了克服文革初期刘、邓派工作组将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极左思潮，“十六条”中的第七条有针对性的规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 “反革命”。这一条款中明确指出：“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强调“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所有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去处理。”

    由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围绕派工作组出现镇压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前作出撤销工作组、会议制定的“十六条”等这些问题上，是有较大分歧的。在8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很直接：“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的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由于刘少奇根本没有认识到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是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错误，便毫不示弱地用意气与毛主席对峙：“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种气氛的出现，使毛主席看到了高层的司令部里出现的问题是没有必要再掩盖的了。于是8月5日毛主席便写下了只有205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并在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

    就这样从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十六条”，连同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发表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终于结束了社会主义时期借文化大革命之机将大批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局面的出现，的确让95%以上的群众喜悦了，特别让那些因给领导机关或领导者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们更是喜悦了。那种喜悦，不是今天一般人特别是那些以轻浮态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所能理解到的。倘若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得到果断结束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最终会将多少无辜的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那就会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绝不只是第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即1957年反右时的55万多人那个数字的了。10多年前，一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了的资深学者、干部，曾在一次党建理论研讨会上就如何建设党的民主作风而联系到1966年抓右派、抓反革命这个问题时也不无担忧地说：“会产生出几百万的‘右派’和‘反革命’是不在话下的。因为这些喜欢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人会说即使打出九百万‘右派’或‘反革命’，也还占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嘛！”发生在1966年6月以后五十多天里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至今已经四十四个年头了，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32年间，所有官方的研究机关、部门、媒体等以及它们所撰写的所有各种作品中，也包括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都对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用掩盖的方式予以回避。当然，历史永远都不会被一些随心所欲的人们想怎么改就可以改得了的东西，更不用说那些用游戏人间的那种戏说就更显得让人们可恶了。事实总归是事实，为什么怕讲、不让讲这件事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五十多天里，无论是党组织还是上级派的工作组，它们在对待敢于揭露“阴暗面”的群众面前结成了极左的联合同盟这个事实，给了毛主席一个严重的信号：无论上面还是下面，绝大多数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是不同意群众向他们进行批评和揭露缺点错误的。所以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就指出：“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他所说的“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是指1957年整风反右扩大化、1964年社教不依靠绝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只相信工作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揭露“阴暗面”而受到打击和迫害这些事所说的。显然，这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与毛主席通过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而达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缺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刘、邓搞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更加坚定了毛主席把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锁定在共产党内、锁定在党内那些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动辙就要把不合自己口味的群众无限上纲上线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那些有权势的领导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