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链接：特稿：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7周年而作（下） 

    编者按：这几天我读了王教授的《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拿起电话和老人交流了很长很长时间，这是老人几十年呕心沥血研究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硕果，在今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17周年某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上获得一等奖，但却不能上网与同志共享，十分遗憾！在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我希望把它贴在网上，供大家学习交流！——吕康军

学习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体会

    从1921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起，毛泽东同志便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国际共运史上，他是继马、恩、列、斯之后最突出的无人可比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他所创立的光辉理论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在他去世后斗转星移的三十四年间尽管至今还在遭到一批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精英们的吠形吠声，特别是对他晚年日臻成熟的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受到了无理和无休止地批判乃至野蛮挞伐，这些人轻浮和武断地认为：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是三十四年间国际共运和国内出现的一系列溃败和病变，却让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善良的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创立的继续革命理论决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理论。庄严展开20世纪中期至今的中国历史画卷，只要真正丢掉官僚主义阶层的自私自利而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乃至国际共运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话，人们就会发现攻击毛主席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理论的那些武断者们是多么自私、多么渺小。毛主席创立的这个光辉理论，其实是一座不但照亮中国也是照亮世界人类进步的永不熄灭的灯塔，是晚年的毛主席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光辉贡献。

    一、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是中国社会进步客观要求的必然结果：

    第一阶段：初始锁定了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目标和对象。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意味着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后中国要建立一个共产党联合其他各阶级、阶层组成的新民主主义政府。对这个政府的即将出现及其未来命运引起了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的高度关注。闻名中外的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先生等人当年七月访问延安就是那个背景下的故事。而毛主席两次邀请黄炎培家中做客，其中关于中共诸君是否能够跳出“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与答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至今中外历史学者和广大劳动人民耳熟能详的“延安窑洞对”。毛主席申明：“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这个词在蒋介石时代被蒋介石及其同伙们玩弄得名声惨跌，民主和独裁没有任何区别。而毛主席提出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政府通过“新路——即民主”就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却为什么会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呢？这就在于他对民主这个新路其内涵有了义正辞严的诠释。他斩钉截铁地对民主作了有史以来的新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他看来，即使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亲自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也只有发动起全民对其进行监督，权力才能为民服务而不被异化。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政府才会在社会中永保生龙活虎之灵气。在他看来，人民政府一旦脱离了他对民主新路所阐明的革命内涵，那么“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周期率也一定会在人民政府那里重演的。

    从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政府还没有诞生前毛主席便把人民政府应该遵守的政治准则定了下来，显示了以他为代表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人把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目标早早锁定在党和人民选出来的人民政府上的决心和勇气，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令所有剥削阶级当权者们望而却步的伟大召唤和宣言。自此，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理论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迈进了艰难但是卓有成效的认识和实践历程。

    第二阶段：第二次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直接目标对象

    1949年春天，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的出现，已经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心中没有任何悬念了。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很快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执政党的时候，毛主席没有忘记四年前那个载入历史史册“延安窑洞对”所作出的历史承诺。他对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目标的锁定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这就是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绪。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胜利者特别是功臣者不少人将进入党政机关行使党和国家的各种权力。毛主席对这个中国历史上就要出现的天翻地覆的剧变当然是发自肺腑的高兴，这是党和劳动人民与中外反动势力经过28年艰苦卓绝、血与火的长期斗争得来的伟大成果。但他更担心这个成果能否巩固，而在能否巩固政权的这个问题上，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各种外部因素，而是所有正在聆听他的报告的这些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上上下下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各级干部。毛主席预言这些人中会生长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情绪、不求进步情绪、贪图享乐情绪等等，他预言有些人会在裹着糖衣的炮弹面前吃败仗。这也是毛主席在1937年就明确指出的关于共产党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原理，对即将行使党和国家各级权力的所有共产党人又一次发出的预警。并提供了克敌制胜的良方——“两个务必”的伟大祖训。这次历史警告的显著特点是：把威胁将诞生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准确指向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希望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传承下去。显然，这与四年前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那个“延安窑洞对”有了较大的变化。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而是把思想革命化即继续革命的主体目标放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上，因为这些人在国家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所有各个领域里或层面上都占据有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们所没法比拟的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些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以及乱作为，决定着国家某个领域或某个层面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运转人民是否满意的关键之所在。

    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这个继续革命理论的历史地位，曾经在以后的近三十年内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几代人们的成长史上都曾铭刻着两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政治术语：“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不忘两个务必”。让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时期自党内外出现贬毛、反毛的气候以来，对于毛主席的所有教导都处在一种不再理睬的状态之中，尽管有人偶尔提一下，但一闪也就过去了。而且只要一提毛主席的教导有人会直接批评“不合时代拍节”或者马上就有人投之以政治怀疑的眼光。因为改革开放时期只能讲“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因之，在冷落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三十多年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中就前腐后继地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腐败狂潮，令国人和世界人民刮目相看。

    第三个阶段：老三反运动和新三反运动从实践上第一次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后，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又要恢复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其艰辛之状，难以言表。以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为主要标志的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执政党是胜任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党。在新中国之初的两年中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全中国人民更加依赖和爱戴这个党，更加依赖和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

    勿庸回避，在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特别是共产党内，开始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浪费国家财富、祸国殃民的犯罪分子。1951年11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首先向党中央报告东北地区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1月20日，毛主席便起草了中央向党、政、军各部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9天后毛主席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批语。第二天，即12月1日，他又为中央起草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并写了批语，标志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开始了。

    毛主席在批语中，沉痛地也是非常尖锐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依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对一切贪污行为进行群众性的揭发和检举，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直至枪决。

    从现在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从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中央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起，到12月30日仅在四十天里毛主席为中央起草开展三反运动的文件、批语和指示就达50多件，有时一天达6件之多。1952年1月在31天之内毛主席为中央起草、转发的文件和批语就多达58件，在2月份的29天之内多达120件。表明了毛主席对党内出现蛀虫以及它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其危害是多么高度的关注。当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一批曾经在革命烈火年代立下丰功伟绩的高级干部，却敢于以身试法、背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决议而跌入贪污、腐化泥潭的时候，毛主席代表全党和全中国人民震怒了！他毫不犹豫地声明：“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对他们二人若不加严惩，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两声枪响，是毛泽东时代的党和人民政府对早已锁定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在实践中的第一次历史性印证。在当时5亿中国人民面前也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是一个脱离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一个小小的利益集团和阶层，他们是一批决不允许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和建设者。在毛主席看来，越是共产党员出身的领导干部，越是要比其他成份出身的人更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和批评，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53年初毛主席分析了一年多来三反运动的基本情况后，认为党内有些不良状况还未受到触动和改正。他在1953年1月5日为中央起草了转发山东分局纪委一份报告的批示即：《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他代表中央对山东分局能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为中央写的这个指示，实际上就是新三反的提出，是一年多来开展的三反运动的深入发展。是年3月6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斗争经验的批语》则第一次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确定为开展新三反斗争。之后毛主席又在3月14日和3月25日分别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新三反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央关于如何在县区乡进行新三反的指示》。

    回顾老三反、新三反运动中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数百个文件、批示、批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人世纪的承诺——跳出那个可怕的历史周期率，而忘我地工作。当工人阶级执政党内部的邪气恶势力一旦敢于向革命党挑战的时候，他从来就是毫不犹豫地带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拍案而起，迎头痛击。坚定了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这个首要目标。经过老三反、新三反运动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几代人，它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当人们回顾毛泽东、周恩来体制的毛泽东时代其社会进步之风气、人民斗志昂扬之状态时，总是不会忘记他们在老三反、新三反运动中对锁定共产党人继续革命首要目标所表现的无私和无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确是世界上罕见的得人心的政府，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在新中国的成长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和榜样是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所没法相比较的伟大的人民政府。她之所以得民心，她之所以能让中国百姓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已经三十四年了，但人们一旦回忆起这届政府的时候，仍然会神经质一样怦然心动并激情久久难以忘怀，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社会上特别是对共产党内出现歪风邪气和黑恶势力分子而危害到人民利益、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时候，他们完全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同人民群众一样疾恶如仇！就是这样一个连只字不识的劳动人民都很早很早就懂了的问题，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以后直到今天的共产党内竟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们却装糊涂了、不懂了！1989年出现了震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北京风波的时候，邓小平才不得不感悟到：“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见《邓选》第三卷第297页）。估计这些话多少年后，再版的时候肯定会被有些人删去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我在2008年的第十届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一文中曾对邓小平的这个感悟作过这样的首次探问：对腐败分子“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那么这个“下不了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下不了手”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的写照？今天又已经两年过去了，作为任何一名中国公民，我依然认为谁都有这个权利和义务来探询这个问题的，且始终认为这个质询是非常应该和十分必须的。特别在邓小平死后已经是十三年的今天，难道不应该从这里总结出一点惨痛的也是极为后怕的血的历史教训吗？难道不能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吗？邓小平所感悟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其中的天机就在于这个“重要的案件”。因为这个“重要的案件”中的人是最“重要的”。所谓重要，无非有四：一是忠于自己的人，二曰对自己有恩的人，三曰是花了钱买官的人，四曰是拔了大葱能带出泥来的人。因之，权衡所有个人及小集团利益，成为做不到挥泪斩马谡的那种“下不了手”的人也就不奇怪了。在这里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已经无影无踪了。

    既然对毛主席花了三十余年心血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非理性否定，那么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前腐后继经久不息，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恰好证实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所以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在中国制造这种报应的那些人们是不是应该有点历史责任？对于制造报应的那些歪理邪说难道不应受到历史性的批判吗？公民的这种严肃探问，在中国又该由谁来回答呢？

    第四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段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首次出现，第二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老三反运动和新三反运动在新中国起步的几年里显示出来的伟大历史作用，已被载入史册，也是当年全世界有识之士刮目相看的伟大社会进步运动，它对去掉执政党身上的毒瘤、保持共产党人应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并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空前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促进整个社会的伟大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又悄悄地显露出来，与人民群众和革命事业的矛盾日益凸现。

    1953年1月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对那时出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属性作出了结论：“这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反映的问题”。对于四年后以新的形式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毛主席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他首先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从理论上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公道地说，经过至今五十三年的历史验证，至今在中共党内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写出或产生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继而毛主席3月18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便坦诚地表示：“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尖锐的指出：党内一些人，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一触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毛主席希望这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天，即3月19日，他又乘车去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他特别告诫全党干部：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工作做到底。他希望党内的各级干部要虚心听取人们，特别是下级和百姓们的批评。他告诫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要靠官、靠职位高、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即使资格老，有一天办了糊涂事，讲了一些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他指出：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第三天即3月20日又乘车去上海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了话。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当时是特别关注执政党的各级干部自身存在的弊端在这些社会问题中所处的重要位置，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波兰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是客观的。毛主席一眼看出，群众闹事的根子在于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所以在1957年4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中，特别提醒高级干部对人民闹事要有正确的态度，他又一次告诫高级干部们：“党内有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的方法，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这才是人民闹事的关键之所在。5月4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现在整风开始，暂时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从以上列举的若干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毛主席是铁了心要通过整风铲除党内存在的种种剥削阶级意识和作风，而且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这对于那些欣赏官僚主义作风，善于玩弄宗派手腕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好过也不愿过的重要关口。就在此时，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发难，党中央也只得在整风的过程中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毛主席在1957年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中专门讲了反右派的问题，他的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高级干部负责同志。为了使反右斗争不出现扩大化，毛主席在文中严肃告诫这些高级干部：给右派分子扣右派的帽子“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他还告诫党内高级干部：“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教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犯错误的人，更是要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这是毛主席在反右斗争时最早为党制定的右派标准。可以看得出，在他眼中的右派，数量是极少的。是年8月1日毛主席为中央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又重申：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标中还特别叮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十分担心党内那些在整风中受到批评而心怀不满的各级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们会顺势借着反右派斗争而发泄自己的怨气，毛主席十分担心反右派会因此出现扩大化。后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担心却真的完全成了事实！

    毛主席为了能够较多的了解社会实际，他一直倡导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一旦离京探亲，都要在回京后向他汇报所见所闻。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们数十年恪守这个规定，并成为一种习惯。反右斗争进入尾期的时候，他从多种渠道了解了一些严重扩大化的倾向，有些甚至已经荒唐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毛主席亲自为中央起草的那些指导反右派斗争应掌握的政策，几乎统统化为泡影。这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他马上警觉到了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基层干部的鉴别水平不高。而因这个鉴别水平不高而出现扩大化的问题，其根子也还是在上面，因为他在1957年8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批示中明令他们：“要对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十分注意的”。显然是这些高级干部们严重失职了。二是党内存在一种极左思潮。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着误以为打的右派越多越革命，他们全然不顾毛主席1957年5月15日写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高级干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以及8月1日又一次发给他们的指示，他们不顾这些指示中的严肃规定和要求，却自以为是地篡改和抛弃了毛主席的那些具体规定和要求，因而把不属于右派的成千上万的若干人打成了右派。这种极左行为使毛主席十分不安，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恶劣倾向，居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如此明目张胆地表现了一番，使他深深感到这次党内整风是打了很大折扣的。

    为了从根本上挽回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党内极左思潮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毛主席敦促中央书记处并亲自参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于1957年10月15日发出，这个《通知》指出：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共六条，作者在此恕不一一列出，请研究者查询即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有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共六条，作者在此也恕不一一列出，也请研究者查询即可）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派运动中简称“六划”“六不划”文件。如果当年中央书记处、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真的按毛主席特别关心的这个中共中央文件的要求去善后的话，那么1957年反右斗争党内出现的极左思潮所制造的反右扩大化，是会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然而事与愿违，原因是执行者们依据这个文件去对号已打成的右派分子的时候，发现其合格率很低很低，有许多单位或部门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右派分子。这使他们很难堪，他们也就干脆采取拖延不积极办理的法子，而那些冤枉者们却都真的被当成反革命或被进行劳动改造，或被开除党、团籍，或被开除学籍、工籍。后来毛主席又不断从一些人那里得到关于不够格的右派迟迟不能摘帽子的情况，因而1959年中央又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先后5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1978年4月最终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直至1981年底基本上复查改正了被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1980年秋，我认识了一位曾在某省委工作的副书记，说起1957年的反右，他毫不忌讳地说“如果当年从上特别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能按运动一开始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去指导反右派斗争的话，那么反右派是绝对不会扩大化的。退一步说，即使开始时扩大化了，但如果真能按中央10月份下达的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去复查的话，也会从根本上得到补救而避免那个历史错误的”这位当年亲历反右斗争过程的老同志皱了一下眉头对我说：“不行啊，没有那个觉悟呀，当时认为反得右派越多越革命，不少人就是因为反右派时是积极分子而被称为火线入党的人，那是很光荣的事啊。可是再按文件对号却又不是右派了，那么你那个革命的积极分子怎么来的？又有什么理由被火线入党呢？你说难堪不难堪？”我听后呆若木鸡。当然这位老同志毕竟道出了当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他却只字没提，那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特别是处在重要位置上的领导干部，对整风运动初期那些敢于批评领导干部的人们的打击报复。因为这些人批评过他们，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也包括有些批评是不那么准确的，所以这些领导干部心里烦得很、气得很，那么就借这个反右派出出恶气了。因而即使后来对照中央的文件或指示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也不愿去纠正它。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又说了句符合实际的话“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啊”这就是我文中前面讲的，反右派扩大化首先是中央书记处，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这些高级的领导机关的责任人们犯下了最前瞻的两个错误：一曰运动之初没有按毛主席写的内部文件或中央指示办，造成了反右扩大化；二曰运动结束前不积极按照中央下发的《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去补救或挽回已经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事实。正是这种极左思潮驾驭了反右派斗争而造成了反右扩大化，而他们同时又以阳奉阴违的姿态，不愿用运动后期操作性很强的中央文件去为那些被冤枉为右派分子的善良人们摘掉莫须有的右派帽子。所以毛主席在反右派斗争之初就及早地向省市委、地委、县委一级干部发出了内部文件，告诫他们：“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恰恰就是这些不听劝告的高级干部们在整风和反右的过程中没有真正触及到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以他们和那些他们领导下的若干部门与单位的那些领导者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都对反右扩大化有着共同的兴趣，而对纠正这个扩大化却又有着共同的不感兴趣。这种同病相吟的思想基础就是拒绝对自己的革命而热衷对他人的极左革命。这就是毛主席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斗争中与党内“有的人”搞极左思潮的第一次交锋。实事求是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反右斗争的确取得了伟大胜利，该反的右派的确没有落网。但由于党内自上而下存在的极左思潮并没有从根本得到纠正，却极大地干扰了这次反右斗争，它所出现的扩大化不是一般的扩大化，在整出的55万多右派中不合格的右派却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岂不令人深思？反右扩大化的事实，使毛主席再一次从实践上锁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是在共产党内。

    尽管1978年4月最终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却对当年是谁以及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那么大的反右扩大化，却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讲清楚，而那些从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内念念不忘贬毛和反毛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却至今一直仍把这个扩大化的帽子扣在毛主席头上，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戏说和悲剧，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内“有的人”搞极左思潮的第一次显著恶性表演。

    第五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难纠正党内出现的首次左倾冒险主义，第三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有关如何看待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段历史，究竟是谁在那个年代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推行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又是谁在发现这些错误的时候决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进行拨乱反正、为扭转与改变高级干部急于求成碰壁也不想回头的状态、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呕心沥血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制定和推行纠正一系列错误的那些方针和政策？又是谁为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郑州会议，1958年11月又在武昌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并且在这些会议上因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人虽经他循循善诱、耐心等待却还一直迟迟不能改变错误而让他恼怒发火大动感情？有关这关方面的问题，我在2009年为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提供的年会征文《要历史地看待历史》中专门做了论述，那么本文也就不再细细追述。

    掀开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段历史的画页时，那一幕又一幕的情景让人们看到毛主席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面貌，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什么过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今天来思考这个总路线的价值更显得那么灿烂和耀眼。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气魄，永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希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所必须具备的国魂和民族魂，没有这个气魄能够在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让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卫星上天吗？没有这个气魄中国能够在毛泽东时代跻身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的行列吗？没有这个气魄所建设出来的骄人成就能感动了世界多数国家的人民于1971年顺利打破了资本主义强国和超级大国主宰联合国的不合理状态而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特权阶层，由于个别权威人士的推涛助浪，以至于让那些借评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人的胡言乱语当成了贬毛、反毛的官方意识。人们不仅要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发展观《论十大关系》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吗？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高指标、浮夸风等五风的泛滥恰恰又是毛主席呕心沥血所反对的党内那些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搞的极左行为，非要把这些极左行为与毛主席提出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去挂钩，能蒙混过关吗？而一定要把他们之间等同看待的思想居然在1978年以后的30多年里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深学者们的著述都为这些人汗颜！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鼓吹高指标、浮夸风的闹剧中，使毛主席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对象就是共产党内这样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耀武扬威的负责人们，由于他们所处的领导地位很高，其错误思想与错误行为会影响到国家的层面或大的地区的层面，党若一旦放纵了他们或缺乏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有力监督，他们就会对国家或地区产生极坏的作用。显然，这个思想较量是沉重的，也是艰巨的。因为在党的多次会议上以及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多个中央文件里毛主席三番五次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但纠正起来却是很困难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一些人一直对自己所犯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以共产风为代表的“五风”的严重错误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它的危害性，甚至流连忘怀，所以他们仅在会议上表示要纠正错误而行动上则迟迟不动，特别是不肯触及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高级干部层面的思想状态也就相当迎合了地区、县、公社和基层农村干部中的不少人。因而直至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又不得不亲自执笔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而这个指示又是专门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一周之后的3月30日他又为中央执笔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再次发给这些高级干部们。并在指示中尖锐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这个指示要求他们迅速组织和完成新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6月18日毛主席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还专门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其中还集中讲了在工作中如何争取主动权的问题，他诚挚地希望高级干部们要深刻认识和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产生的错误与教训，他指出：“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他也毫无偏见的指出：“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由于从上到下认识工作中错误的力度始终不到位，错误的做法仍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毛主席只好在1960年底又亲自为中央连续起草了若干文件，如11月15日的《彻底纠正“五风”》11月28日的《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2月30日的《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等。在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图虚名而招实祸，明确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

    尽管毛主席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对出现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为代表的“五风”全身心地去纠正它，但由于犯这些错误的人们一直认识缓慢、纠正不力，三年过去了，错误做法却依旧存在。无奈之下，毛主席只好在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在广州亲笔给五位中央领导人以及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和这些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写信，题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并准备派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坐机送这封信。他希望这些高干们要亲自去搞调查，指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的全部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毛主席在亲笔信中还这样批评了其中的两个收信人：“也希望邓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他又一次要求这些中央级的干部们读一下他的《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希望他们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毛主席对于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就出现的农村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的极端错误就心急如焚，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曾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不止一次批评过，甚至对这样一平二调的非马克思主义政策和作风动了感情地斥责过，认为比国民党还坏，是一种向农民抢产的恶劣行为，极大地挫伤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对迟至1961年春天却仍旧存在的这种现象，毛主席是焦急不安的，他给中央这些领导人以及省委书记们的这封信，就是想敦促他们赶紧丢掉和改正那些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让“共产风”的阴影能尽早从中国广大农民的心灵上消失，以调动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历史希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能从毛主席在1961年3月13日写给中央五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信中感悟出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难度，而这个难度的关键就在于高级干部中有些人不愿否定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似乎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正是这个私心杂念的恶魔而维护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至于不顾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管带有何种个人偏见的人们，你也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其中的一些人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就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吧？翻过来说，这些维护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和错误的高级领导者们，肯定是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没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又有谁能够驳倒这个结论呢？不容置疑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胜利诞生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最艰巨、最困难的目标对象就是共产党内部那些维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高级干部们。毫无疑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断向成熟的方向发展，也是与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艰难地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以“共产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长达三年的艰难交锋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主席对危害革命事业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历来都是认真对待的，即使涉及到个人受害和冤枉也从来不与错误思潮妥协的。当他领略了纠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以“共产风”为代表的“五风”的艰难历程后，他才把党内思想斗争的矛头锁定在党的各级领导层上，特别是高干领导层面上。1962年1月在他和中央及省部级干部交流思想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决定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人数达7千之多，故也称“七千人大会”。1月30日他在会议上做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共讲了六点，官方只向公众摘要公布了部分内容，但从这点摘要中也能看出毛主席对三年来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得不到根本解决而忧心忡忡。他在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指出：“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他严肃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主席在讲到党内存在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要吃亏的。”他还指出：“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画龙点睛的这些谆谆教导，在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那些毛主席担心党内会产生的各种垃圾却从中央到地方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此情此景让中国人发呆，让世界人摇头。谁能说毛主席锁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谁能说这个目标的锁定是脱离了中国、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为了不让人们触动这些特权阶层犯下的左倾盲动主义污秽，那么明目张胆地全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也就是这些人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第六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第二次出现，第四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有话语权和出镜权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官方在讲中共党内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问题时，是用回避历史、掩盖历史、耍政客手段的办法，把真正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些人的帽子，武断地扣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毛主席头上。这是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之后，在没有任何争辩权的历史状况下所发生的，此举留给后人的历史深思当属凝重而严肃。

    三十多年来，一些歪嘴和尚们在评说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时都要讲1962年从7.25至8.24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9.24至9.27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并认定在后者的会议上毛主席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恶论。

    事实是：1962年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陲发生了新疆问题、中印边界冲突，蒋介石反动派也趁机叫嚣反攻大陆。边境和沿海的动荡，也使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们蠢蠢欲动。而国内和党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全民党”、“全民国家”、“三无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过时”等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也有迷惑和不解。这样一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尽管会议的中心主要是起草和讨论二十多个文件，但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绝不会对当时影响国内、党内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置之不理的。所以在会议进行到第13天即8月6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讲了阶级斗争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让大家讨论。四十八年过去了，即使今天把毛主席讲的三个问题的讲话全部公诸于众，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任何人也是难以挑出毛病的。例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的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了”、“全民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显然毛主席关于对阶级问题的关注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及时的。因此三天后的8月9日及以后的几天内由22人组成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全体成员看法完全一致。从罗瑞卿、李井泉、谢富治、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的发言中可以得到历史的确认。

    8月20日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毛主席又联系共运史讲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担心怕共产党人去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精髓问题会闹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所以他语重心长地说：“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劲了。”但是20世纪的后二十年和21世纪至今的一些歪嘴和尚们却非要把毛主席的这些珍贵教导拉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上去进行批判、贬低和戏说，这实在是让历史流泪的无知、莽撞、庸俗、低级和无赖了。那就更不用说毛主席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24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那次讲话受到更惨的礼遇了，因为毛主席对8月6日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又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其中在讲阶级时他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明明是为了告诫国人和领导干部不要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而讲的这样的一段话，至今30多年却成了中国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歪嘴和尚们讥笑、嘲弄毛主席的口头禅！他们在这种天天讥笑、嘲弄毛主席的闹剧中，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9月25日到27日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三天的会议中，所有文件一致通过。而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相继又有董必武、薄一波、朱德、柯庆施、刘澜涛、彭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先后发言，没有任何人有相反意见。所以会后公布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这个问题也有一段440字的概括论述：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主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潮倾向。”

    应该说这是一段很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集当时党的智慧而成。把这段论述放在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1978年以后至今的中国党内和社会所出现的黑恶势力、腐化堕落分子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来看，更显出它的理论光辉和社会活力。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的论述，为世界和中国人民寻求他去世后东欧、苏联为什么会垮台、覆灭，为他与周总理去世后三十多年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党内污泥浊水的泛滥，准备了最好的回答。然而就是这样的理论却至今仍被歪嘴和尚们穷追猛打、武断地辱骂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理论”。

    那么，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真正在中国共产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事情有没有呢？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个扩大化和绝对化就是发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从1963年11月开始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毛主席反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不相信95%的群众和95%的干部那种派工作队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的办法。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他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毛主席对刘少奇这种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把广大群众和干部抛在一边的做法是强烈不满的，这也是他多次和一贯强调的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基本原则所不允许的。须知，刘少奇的做法，是按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蹲出的“桃园经验”做的。刘少奇对这个“桃园经验”是高度重视的，所以在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对这个“桃园经验”拟了一个批语，说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并在这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

    二是毛主席反对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极左做法。在1964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农村掌权者犯错误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时指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当时是比照土改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反对打击面过宽的势头。毛主席开诚布公地说：“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要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认为，“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事实上在社教运动中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一直是毛主席特别坚持和恪守的原则，早在1963年5月12日召开的杭州会议上他就对中央局的同志们讲：“对于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这也就是他曾比喻和说过的：搞社教多数人是洗温水澡。

    由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搞出的“桃园经验”是个极左的东西，所以毛主席在1965年1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有针对性地说：“现在，有些人好象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他对社教运动中抛开95%以上的干部、抛开95%以上的群众这种极端的做法，并且是被中央一线高层领导者所认可的“经验”而在全国推广，焦虑不安和忧心忡忡使毛主席只能在会上不厌其烦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在这天的会议上他最后又强调：“不要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20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个《历史决议》中之所以在第17节中必须有一句话要讲，即“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就是因为刘少奇等人在社教运动中的极‘左’思潮是被载入史册的，而且毛主席在纠正刘少奇这个极左错误的过程中是费尽心血，甚至是为此动过肝火的。而值得指出的是，毛主席强调团结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反对打击一大片的思想与他同时强调“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中心问题是整党”，“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就明朗化了。这个明朗化表明：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再到社教运动中打击一大片的极左思潮，是一脉相承的。而毛主席在纠正这些极左思潮中处以公心与他人交锋，也是历历在目的。但是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由于按某个人的政治态度作为评论历史的唯一标准一直成为官方意识在作怪，所以至今仍不能让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国人和世人面前出现。原来1978年那次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长期批判，只是适用特殊人，达到特殊目的一次政治活动而已！权力真理观在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的充分表演，让人们看清了对“两个凡是”批判的实用主义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这也正如毛主席在四十五年前1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他们的一样：“现在，有些人好象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四十五年前毛主席对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进行的批评，1978年以后社会实践的三十多年检验，又让国人看到那些被批评的人们的确是些口头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官僚主义者、自私自利者。因此，这些人以及追随这些人的那些笔杆子们，是绝不会允许不利于他们自己的那些历史事实出现在《毛泽东文集》里、《毛泽东传》里、《历史决议》里、各种书籍里、各种文件里以及电影、电视剧里等等。这种文化封锁还真是管用的，因为他可以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坚信毛主席是一贯的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人，而抵触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那些人却可以被打扮成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人信仰那个“假的喊一百遍就成真的”哲理，所以三十多年间一批御用的文人们就声嘶力竭地喊、且是不怕疲劳的坚持下来了。

    在1963年11月到1965年进行中的社教运动表现出来的左倾错误以及毛主席在纠左中遇到的阻力之大，自然使毛主席更进一步觉察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大阻力来自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而高层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人所持有的个人偏见和错误，纠正起来更是十分艰难的。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信念，而且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方法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