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夜写作，棉鞋烧了才唤警卫员“来一下！”

    翟作军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员。翟作军是河南省济源人，1919年1月生，1936年3月入伍，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翟作军曾这样回忆道：

    “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深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主席多休息。”

    有一天，又轮到了翟作军值班。正是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分别置于写字桌两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许多时候一样，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到了毛泽东该吃饭的时分，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给毛泽东，提醒毛泽东主席趁热吃下，然后睡会儿觉。

    毛泽东答应着“你们先睡，工作没搞完睡不着”的话时，手中的笔仍不停地“沙沙沙”写着。见此情景，翟作军进一步恳求主席吃完饭早点休息。毛泽东抬起头看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好，等一会儿就睡。”

    翟作军考虑到不便多打搅主席，便走了出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想去把碗筷收拾一下，好让主席睡觉。谁知他推开门一看，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只是不冒热气了。

    翟作军回忆说：“我很失望，只好进屋去，把饭菜端出来放在火上热了热，又给主席送去。‘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就凉了。’我说。‘啊？我还没有吃饭？’主席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象自己都不大相信，说：‘好，就吃就吃。’我又走了出来，有意多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一回主席总该把饭吃了。哪知道进去一看，饭菜还是没动。主席还在低头写作。那股子专心劲儿，就好像把整个身心都投注到那支笔上去了。我过去看他，他根本就没发觉。我心里一阵难受，说不清是啥滋味。眼前这种情况，进去打搅显然不合适，天快亮的时分，我再次去主席屋里看看，见主席还在写，饭仍然一动没动。”

    毛泽东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这样熬下来，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饭吃得更少了。天天看着主席因废寝忘食艰苦写作致使身体日渐衰弱下去的状况，警卫班几个人的心里都火烧火燎的，十分为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担心和焦急。可又没有什么好的法子能让毛主席注意适当休息。

    翟作军描述道：“到了第七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还是不肯休息，继续在写。这里虽然已是春天，天气还是较冷的，夜间坐久了，还冻脚呢。我怕主席冷，弄了盆炭火搁在主席脚边，又想起主席硬板凳坐着累，就到饲养员那里找了条当马垫子用的毛巾毯给主席垫在椅子上。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得主席在叫：‘警卫员，你来一下。’我刚想站起身向主席房间走去，忽然闻到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糊味儿，心里在奇怪什么东西烧了，走进去一看，只见主席正微弯着身子在脱棉鞋，两只脚上还微微在冒青烟!原来是主席的棉鞋烤着了。我赶快过去伸手帮主席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随手用暖壶的水往鞋上一浇，火灭了，焦糊味儿直冲鼻子。主席的一双棉鞋烧破了好几处，棉花都露了出来。棉鞋是没法穿了，我把主席的单鞋找来让主席换上。

    ‘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主席两眼看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心想，要不是火烧痛了主席的脚，主席怕还不知道鞋烧了呢。‘主席，您该睡睡了。您老不休息，把大家都急坏了。’我趁势抓住这个机会，又劝主席。

    ‘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就睡。’主席还是那句老话。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过不多久，我发现主席屋里的灯果然灭了，知道主席已经躺下，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又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想看看主席是不是真的已经睡着了，便轻轻走了过去。只见主席正侧身躺着，用手在不停地捶自己的腰。主席见了我，忽然问道：‘你们晚上睡得着吗?’‘睡得着。还睡不够呢！’‘唉，还是年轻人好啊，没心事，我就不如你们。我时常睡不着。’”

    毛泽东心里装着中华民族存亡与发展命运的大事，装着全国人民疾苦与前途改善的大事，心事重重复重重，操劳过度又过度，又如何能像年轻人那样睡得着，好生睡个安稳觉呢！

    接下来的一天，毛泽东就病倒了。症状主要为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过来仔细检查一番后，说没有别的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的。医生给毛泽东开了些药，一再劝说毛泽东要注意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但是心里总是惦念着文稿的事，还没有等病全好，就又坐到写字桌前，一手托着头全神贯注地继续写起来了。

    翟作军说：“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我拿好卷卷，返身回屋子带上枪，就拼命向清凉山跑去。一路上，我高兴得自言自语说：‘这回好了，主席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过了三两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这时，我才知道主席前些日子写的原来是《论持久战》。主席拿到这叠书以后，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当我兴高采烈挟着书往外去分送时，窗纸上已经透进白蒙蒙的光，天快亮了。”

    就这样，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绞尽脑汁、奋笔疾书后，毛泽东的一部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名文稿《论持久战》，及时雨一样问世了。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