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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参会。会上，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会议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与他们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这事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对于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也有很大影响。
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中央，就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对土改中的有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改正建议。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同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芳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
争取项谦，平息叛乱巩固民族团结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西北局的工作。在全面衡量、考察、遴选西北局书记适任人选时，毛泽东提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既要有群众基础，又要熟悉西北情况。习仲勋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出生、战斗在西北，又担任过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加上习仲勋为人敦厚，深受群众爱戴，而且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印象一直不错。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几处破旧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到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虽经日晒雨淋，斑驳不清，但上面“主席习仲勋”的署名让毛泽东还是一下子就记住了“习仲勋”。见面之后，毛泽东更惊讶于这个“习主席”的年轻，习仲勋当时刚好22岁。10年之后的1945年10月，被誉为“模范边区的模范干部”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这一次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毛泽东在说到西北局书记时，还特别赞扬习仲勋年轻，是“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
习仲勋无论在西北局期间，还是后来奉调进京，都非常关心西北的形势。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前由于经济、政治和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形势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殃及无辜，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习仲勋以敏锐的眼光，最早关注疆藏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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