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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左”纠偏，边区土改保护爱国民主人士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被迫将其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以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此后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并取得胜利。同年7月，马背上的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山麓的羊圈里召开扩大会议。习仲勋根据党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就在1947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施行。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会议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由于缺少经验，加上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制定具体土改方案时，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约占三分之二）和新区（约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也没有明确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更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也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义合会议的与会者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可能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会议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虽然会议也强调不要乱杀人，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义合会议暴露出来的“左”的倾向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注意。在会上，习仲勋陷入沉思，作为“左”倾政策的受害者，他曾经在肃反中差一点被活埋。因此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
由于义合会议在制订土改具体方针、划分阶级政策时，没有对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大多临时组建，本来就不够专业又没有经过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在应用政策和掌握分寸方面出现偏差失误。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渐渐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安文钦在边区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学校，宣传新文化，抗战时期与八路军合作，支持抗战，曾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参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土改中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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