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公正无私、作风严谨、勇于担当、清正廉明，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严”与“实”贯穿他的一生。

　　严格要求自己

　　严以律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习仲勋一生遵循的原则。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严格要求自己，以其模范的行动带动和影响着身边人员。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关中地委书记时居住和办公的两孔窑洞，都是他自己打出来的。由于条件限制，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生活简朴，穿衣吃饭从不讲究，仅有的几套毛料中山装，也只是会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时穿，平时身着布衣布鞋，夏天一件老头衫。衣服破了，舍不得扔掉，补了再穿。饮食保持着陕西人的习惯，以面食素菜为主，饭菜只求可口，桌上很少见到鱼虾海鲜。

　　1959年3月，习仲勋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中办副主任赖祖烈把提名他为副总理人选的《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给他时，习仲勋当即表示请中央考虑更为合适的人选，自己还是把现任的工作做好更为有利。赖祖烈离开后，习仲勋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给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迅即起草了给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信，几经推敲，反复修改后，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信中写道：“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看到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复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内，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职务关系而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

　　1982年9月，习仲勋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摆在他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推进省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实现干部新老交替。1983年4月14日，中央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恰在此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在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时，谈到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他的胞弟习仲恺，习仲勋立即否定了这一方案。习仲恺是抗战前即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长期担任地市一级的领导职务，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组织行为。但习仲勋认为做干部工作必须以身作则，说服弟弟把晋升的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志。

　　严格要求家人

　　习仲勋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经常要求家人和子女要做一个对党负责，对国家担当的人，做一个负责任和有责任心的人。他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体现在他的家风上，更是体现在他的作风上。

　　习仲勋与齐心1944年在绥德结婚，携手相伴了58个春秋。1952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桥桥和安安于年底从西安到北京安家。她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接回一次，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她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单位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受习仲勋严格要求的影响，齐心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她从不干预他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20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机关周末晚上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1978年4月，习仲勋主政广东。1980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更是严格要求齐心谨守工作岗位，清正廉洁，不搞特殊。这样，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三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夫人齐心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习仲勋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女儿桥桥小学毕业后，考上河北北京中学。虽然学校离家很近只有一站路，但食宿条件较差，粗粮要占百分之七十。尽管如此，习仲勋仍然坚持让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很少见，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习仲勋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习仲勋教育子女从小养成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习惯用浴盆洗澡，为了节约用水，每次他洗完后的澡水留着让两个儿子再洗，然后还要用澡水拖地、洗衣服。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习仲勋让他们姐弟四人一块在八一小学寄宿上学，每周回家一次，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

　　20世纪80年代初，习仲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职务最高的时候，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却更加严格。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人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他的女儿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因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他抱愧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他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当桥桥向大家宣读完这封信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习仲勋听完非常理解儿子，他以一个老革命家特有的情怀，向家人、子女和亲朋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习仲勋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时常提醒他们不搞特权，不搞特殊。他常讲，秘书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因为在领导身边，帮助领导做具体工作，下情上转，上情下达，责任重大。秘书岗位虽然特殊，但人不能特殊。他要求秘书和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决不能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要与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一样，平等地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

　　1961年7月，跟随习仲勋十年的秘书田方工作变动，当时组织上提供了三个中央机关单位供选择。习仲勋却对田方诚恳地说：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十年，应当到地方上去锻炼锻炼，鼓励他扎根基层，心向群众。他叮嘱田方下去以后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陕西后，向省委转达习仲勋的意见，并表示：我在机关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到基层去。陕西省委把田方安排到宝鸡地委工作，担任副书记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1978年，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领导考虑到加强地方党委和部队的联系，便提出给跟随习仲勋16年之久的秘书张志功在部队安排一个职务。习仲勋知道后当即表示反对：地方领导的秘书在部队安排职务，没有这个规矩，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它的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习仲勋一生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任何时候他都能把实事求是的精髓运用于实践。

　　1943年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迅速蔓延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其他单位的审干很短时间即演变成了一场肃反运动。运动错误地认为：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10月，驻绥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风审干也进入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阶段。经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勋，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噪起来的狂热，给革命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利用作报告、个别谈话的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由于政策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在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后又出现“左”的错误，一部分中农利益受到侵犯，中小工商业者受到冲击，在一些地区还发生了乱打滥杀现象。1948年初，他几次致信党中央、毛主席，主张尽快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47年12月下旬习仲勋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后，即直接率领工作组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检查指导土地改革，从绥德地委着手纠偏。1948年1月4日，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改应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毛泽东看到信立刻给贺龙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电报：“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习仲勋在子洲用9天时间搞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心痛不已。19日，他再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58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实际，导致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全国，群众生活遇到很多困难。8月12日习仲勋带领考察组到西北地区考察。在兰州，习仲勋一行了解了“大跃进”“引洮上山”项目后，感到震惊。他看到，工地上数万名精壮农民，用镢头挖地，身背肩挑，独轮小车来来往往，唯一先进的工具就是利用山上高低落差架设的铁索摇轱辘来回运砂送料，夜间还要打着灯笼火把劳动。他了解到，由于大批劳力集中到工程上，农事受到极大影响。当年甘肃年成不错，丰产却难丰收，损失极为严重，结果还谎报增产粮食30亿斤，更引起他的深思。习仲勋对老战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直言道：“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果然，次年春天甘肃发生粮荒，青黄不接，粮库变空，老百姓没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中央得知后，按周恩来的指示，习仲勋立即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负责人开会，安排从陕西、四川、宁夏几路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回到北京后，习仲勋真实地向中央汇报了调查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在中央的几次会议上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

　　1954年12月30日，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反映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准备写专题报告。在草拟报告时，他要求秘书田方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把人民群众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当秘书将起草好的报告送到他手中时，习仲勋皱起了眉头，问为什么没有把群众对食油供应紧张不满的实例反映出来。秘书为难地说，例子中有些话说得比较粗俗，是否可以不一一列举？习仲勋坚持要如实上报，“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原来，群众在来信中反映了两件事。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一是反映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油润滑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以此来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还有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习仲勋看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

　　1957年冬，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贫困地区甘肃省高台县一位农村干部的信，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饥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并说他是冲破地方阻拦，又遇路费失窃，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北京的。阅读了这封信，习仲勋心情沉重，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报告，同时打电话给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地查处此事。1958年9月，习仲勋西北之行到甘肃时还专门到高台县听取汇报，检查此事的落实情况，这种对人民群众极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1961年4月10日至8月22日，习仲勋带领国务院调查组到“五风”严重的长葛县，展开历时135天的调查研究。习仲勋一行到长葛当天在听取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后，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起初，调查很不顺利，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问题：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分分合合，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习仲勋听到这些心情异常沉重，要求县委：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陪习仲勋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时，习仲勋要亲眼看看粮仓。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习仲勋很是怀疑。他让大队支书打开囤子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他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看到这些，他心情沉重。到吃饭时间，群众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