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方苞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方苞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8日上午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4楼会议室

    人物简介：方苞，1931年12月出生，广东东莞人。1949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参军，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莞县公安局预审员、侦查员、副股长、股长、副局长、局长。1965年，任中共东莞县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代理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1971年11月，任惠阳地区革委会保卫组五办主任、公安处副处长。1973年11月至1983年12月，先后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时设第一书记）。1984年1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珠海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93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先后兼任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1993年至1998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0年至2008年，任广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

    我一直记得习仲勋同志说过的话：“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纠正过来；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百姓会更信任你。” ——方苞

    采访者：方书记，您好！习仲勋同志在群众路线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访问一些像您这样曾经和他共事的老同志，想把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还有他积极践行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采集和汇总一并整理出版，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方苞（以下简称方）：你们这个选题非常好，很有针对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提高年轻一代对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的认识，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传承发扬下去。帮助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做也有利于当前各项事业的发展。

    我们党从建党之初一代一代延续到现在，都十分重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和国家的命运、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的。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依靠它取得了政权，今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依靠它。毋庸讳言，我们党的历史，过去也曾多次犯过脱离群众的错误，但一经察觉，也是依靠它去克服这些错误。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年轻一代，缺乏这方面的实践和深刻体会，通过宣传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深化认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才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中国梦才能实现。

    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毛主席就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以后的一些重大决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党的宗旨意识很强，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十分关心百姓的冷暖苦乐。他和人民群众心连着心，他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总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首位，他是坚持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熏陶，几十年在基层的工作实践，长期接触群众，特别是仲勋同志当年宝安之行和改革开放决策所体现出来的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希望你们认真下功夫做好。

方苞日记，记录了1978年习仲勋到宝安视察工作的情况。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您在宝安任县委书记，所以您对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这一段所做的事情肯定是非常了解。特别是1978年，习仲勋同志来宝安视察工作，您当时是一直全程陪同他的，那么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您记忆中的习仲勋同志与您眼中的群众路线？

    方：先讲仲勋同志在广东深得民心的几件大事。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粉碎“四人帮”只有一年多，正是“百废待举”，“积重难返”。仲勋同志面临很多艰巨任务：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要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好城市的鱼肉蔬菜供应，也要解决农民温饱、脱贫致富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每件事都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没有一件小事。解决好每一件事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仲勋同志到广东后，很快就抓紧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大的五件事。

    一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抓紧各级党委整风，从省委，到地委，到县委，层层整风。同时，积极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遗余力地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教育。

    我参加了地委、县委两级整风，领导班子成员都联系“文革”期间的表现，联系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检讨个人应承担的责任，首先班子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在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听取大家批评。地委、县委各用了20多天时间。整风会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严肃认真，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检讨几次才获得通过。

    各级领导班子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实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反思“文革”期间对“四人帮”“左”的那一套盲目跟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实际上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也为如何突破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的僵局，增加了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胆量。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文革”期间，广东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遍及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他工作无法开展。习仲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抱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抓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还抓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次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遗留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当时有争议的错案，他也花大力气去统一认识。他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旗帜鲜明，非常认真，非常得力。这是大家公认的。他不回避矛盾，敢于决断，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因为他从心里想着群众，想着党的事业。

    三是仲勋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农民、农业、农村工作。他对“三农”付出心血之多，工作强度之大，也是大家公认的。他1978年4月到广东，当年7月到8月，他就跑了3个地市、20个县，当时广东省约100个县左右，他用两个月时间跑了近1/5的地县，从粤东到南部沿海，珠三角这一带，他都跑遍了。广东的七八月是最闷热的时候，广东与北方对热的感觉不同，南方是湿热，浑身黏糊糊，透不过气，很难受。仲勋同志长期在北方生活，对广东的酷暑很不适应。他当时已上了年纪，在暑热的环境里，他马不停蹄地进行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时不少地方没有空调，有的甚至没有风扇，他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流，他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擦汗，用把葵扇一刻不停地在扇，确实很能吃苦。因为他一心想着群众，迫切地想把广东农业搞上去，才那么拼命去干事。

    四是解决好边境和沿海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问题。偷渡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现，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广东发生过三次群众性偷渡潮，广东历届省委领导都认真抓，也有成效，平息了风潮，但多是治标，在治本方面效果不明显，而1979年的偷渡潮正是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发生的，仲勋同志标本兼治，特别是在治本方面下大功夫，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我1957年和1962年分别担任东莞县公安局副局长和局长，前两次平息偷渡潮我都参与了。1962年的偷渡外流风，每天成千上万群众往香港偷渡外流，惊动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求广东省委一个月内刹住偷渡风，在北京开会的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电告在省里主持工作的同志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到宝安召集附近四个县的公安局长开会，在讨论如何在短时间制止偷渡潮时，我根据1957年的经验提了个建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层层堵，不仅在边界堵，还要从内陆往边界的公路上多设民兵卡哨去堵。”虽然半个月遏制住了偷渡潮，但这种方式是治标，不是治本。

    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多次到边境社队深入调研，把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潮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抓住了，就是粤港两地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文革”十年尤甚。他下定决心通过发展经济扭转这一局面。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仅看到我们的政策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而且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去解决这些政策和体制问题，取得了标本兼治的效果。他是一个敢说、敢干、敢担当的领导干部，他同意宝安县委提出的：恢复边境贸易；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下放权力给宝安县审批；引进港商投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大力推进供应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基地建设。边境农村从此跳出高度集中的、封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走出一条生路。这是解决偷渡问题的治本之策，对症下药，一抓就灵。边境经济从此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两三年，边境多数农民的经济收入接近或达到香港新界农民的水平。1980年底，境内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风已经刹住，过去偷渡滞留香港的农民在1981年以后回境内定居的逐渐增多，广东群众性偷渡外逃风这个老大难问题，从此获得圆满解决。

    五是为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仲勋同志思想解放，敢说、敢干、敢担当。他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敢于作出同意恢复边境贸易，扩大过境耕作，下放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审批权给县等改革开放的决策。省委无权决定的，他敢于向中央反映，建议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经济体制、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方面先行一步。用改革开放去转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积极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左”的政策，这是刹住偷渡潮的根本之策，也开创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者和早期领导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他为我国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

    仲勋同志刚刚结束了十多年被错误关押审查的生活，就敢于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前人未敢作出的决策；在职权范围外，又敢于向中央呼吁，为了什么？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为了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不顾个人得失、进退、荣辱、安危。这反映了他的群众观念强，坚持党的宗旨好。同时，也是他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的结果，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在广东主政两年八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能够有那么大的魄力，那么果断地作出如此重要的决策，说明他无私、无畏，敢说、敢干、敢担当。现在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一直受到广东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工作方式，您能否回忆起一些具体的事例？

    方：好的。我再讲几件我亲历的具体的事情。

    仲勋同志第一次来宝安是1978年的7月上旬，我记得当时他停留了三天，这三天他非常辛苦。第一天就到沙头角去，他非常认真地看、认真地问、认真地听，我当时全程陪着他。他问到过境耕作的问题，我跟他详细讲了，当时宝安有7个过境耕作口。他让我带他去看看，我就带他去罗芳过境耕作口，他下了车，踩着坎坷的沙石、泥土路，一直走到铁丝网下面，透过铁丝网看境外的土地。他实地勘察，详细地问，有多少人过境耕作，老百姓早上怎么走过去的，晚上是怎么走回来的。我跟他反映说，因为现在偷渡形势严峻，怕有些过境耕作的农民出去不回来，所以严格挑选，一个生产队挑来挑去就挑了那么十几、二十个人符合条件，所以过境耕作的人员比以前少。

    仲勋同志隔着铁丝网看那边的土地，他问：“那边为什么丢荒那么多土地？”

    我说：“因为我们出去的人少，种不过来。还因为当时粮食征购任务很重，境内土地完成不了上交粮食任务，就在境外种粮食挑回来交公余粮。本来那边种蔬菜是最赚钱的，比种粮食的收入高十倍以上，为完成任务种粮食，没有积极性。还因为边防规定早上7点半才可以出境，晚上5点多就要入境，因为挑水淋菜要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必须早出晚归，晨早5点多就要过去，下午6点多才能回来，按边防规定没法种好菜。”

    我说：“边防政策如果不放宽，粮食任务不调整的话，边境百姓没法致富。”

    我还说：“其实让边境群众富起来并不难，香港市场鲜活产品卖价高，学习香港农民的办法，在境外我方土地种蔬菜、养鱼、养鸡，边境农民收入就能增加几倍、几十倍。我们种水稻，一亩地收入只有几十元。政策搞得太死，农民就没有办法多赚钱。”

    仲勋同志当即就说：“这个应该改，马上办！”

    在仲勋同志同意放宽过境耕作政策后，过境耕作农民数量增加了，每天外出时间提早了，回来的时间放晚了，利用境外我方丢荒的土地逐渐增多了，经济效益提高了。1978年7月，也就是仲勋同志视察宝安的当月，我们与外贸部驻香港的五丰行联合在莲塘村境外丢荒的土地上试办一个年产10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经请示省委政法、公安领导寇庆延、王宁同志批准，莲塘村派20个农民日夜驻守在境外鸡场。从此，突破了过境耕作必须早出晚归的制度。半年后，我们又让宝安社队每个新办年产5万~20万只的规模鸡场派20名养鸡人员，到这个境外莲塘鸡场实习培训，掌握现代先进养鸡技术和管理经验，每批驻守在境外鸡场20天。这样，又突破了过境耕作限于边境农民的制度。这是对外开放最早的两个突破。这两个突破带来农业生产的大解放、大发展、大提高。境内规模鸡场很快发展到几十个，再发展到几百个，而且都办得很成功，无一失败。一个规模鸡场一年赚20万元，几百个鸡场赚几千万元，20多万人口的宝安县，农民人均收入仅此项就能增加几百元，增长了几倍。随着境外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边境农民到境内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大大加快。

    接着，我陪同仲勋同志离开莲塘、罗芳过境耕作口继续前往沙头角，当年到沙头角走的是几米宽的泥沙山路，坑坑洼洼，面包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仲勋同志不顾旅途劳累，下车伊始，就到中英街察看。中英街一边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边是资本主义制度，两边百姓可以自由来往探亲购物。对方商店商品丰富精美，游客众多，热热闹闹。他到我方百货公司、供销社几间门店察看，看到商品种类少、质量差，顾客很少，冷冷清清。

    接着，他走到中英街的尽头，在一处较宽的空间，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塑料花、钥匙圈和表带的零部件，桌边围着一群人，有的人领零部件回家加工，有的交加工成品，有的领取加工费。陪同视察的沙头角镇委书记张润添边看边向仲勋同志汇报：该镇解放后未经批准擅自定居境外的有2420人，现仍留在境内的只有1147人。1978年4月，引进境外工厂在境内发给农民厂外加工，产品有塑料花、钥匙圈和表带，村民领取加工费，镇里一个季度还收入管理费11万港元；此外，还引进港商在农村办了丝花厂、手套厂，三个月收入加工费12万港币，工人月均收入900元人民币，比机关干部多十倍。全镇不仅没有人非法到境外定居，原来非法移居境外的一些居民说，境内治安好，生活费用低，这些外资工厂如果继续办下去，他们也要回来定居。港商还在该镇投资挖塘养鱼，每亩年租金900元，比农民种稻收入增加10倍，受雇养鱼的农民每月工资300元人民币，一月工资比一年的集体分配还多出一倍。

    张润添同志还向仲勋同志汇报，稻草、草皮卖给香港喂马、绿化，春节采山上吊钟花出口，都能赚不少外汇。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他问我，沙头角镇的经验为何不在宝安全县推广？我回答：（1）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到宝安规划外贸基地建设以来，全县社队都按县委部署，花大力气引进港商办来料加工厂和外资挖塘养鱼，发展种菜、养鸡供应香港，但上级外贸部门审批手续很繁琐，审批时间长，最近才批准几家来料加工厂。由于沙头角在海关外，零部件和加工成品无须上级审批，所以见效快。（2）沙头角稻草、草皮、吊钟花无须经海关、外贸审批，自行用边境贸易渠道出口。宝安县内无边境贸易渠道，只能由国营外贸部门经营，由于外贸部门嫌稻草出口体积大，运输费用高，赚钱少，不愿经营收购出口。（3）60年代，陶铸同志和省委为解决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批准宝安县边境社队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对国营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宗农产品自行组织直接出口，外汇收入全留给社队进口化肥和自用的生活资料，基层很积极，也解决了边境社队生产、生活的暂时困难，但“文革”期间被批判为“依靠香港，建设宝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少干部因此被批挨斗，从此禁止。现在社队基层普遍希望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仲勋同志听后立即表态，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

    张润添同志还谈到，香港有废旧轮胎、塑料、汽车，制衣厂剩余的边角布料，请示能否捡回来？仲勋同志表态：“可以，废物利用嘛”。张润添同志还反映，香港建设需要沙石，外贸配额管理不合理，边境遍地沙石不能出口，却在内地组织沙石出口。港商说我们遍地银币不会捡拾。仲勋同志从这几件事感到，审批权力不下放，会费时误事，错失时机。他主张审批权力下放给县里，搞活经济。

    在去沙头角的途中，他看到边防部队抓住的两名偷渡人员被铐在路旁，急着要下车询问偷渡原因，后接受我的建议，才先到沙头角。回程时天色已暗，尚未吃晚饭，他仍坚持要到部队临时拘留所询问这两名偷渡人员。两人自称是海丰县农民，吃不饱饭、生活贫困，偷渡香港想打工赚钱养家。仲勋同志问清情况后，给两个偷渡人员进行一些教育，指出当前虽有暂时困难，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勉励他们要有信心，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回到深圳市区已是七八点钟了。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这种认真调研，关心群众疾苦，不辞劳累的公仆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

    第二天，我陪他先到福田公社皇岗村，在边防部队瞭望哨用望远镜察看深圳河两岸村镇农田。边界河外远处高楼林立，近处千亩鱼塘。边界河内我方土地千亩水稻成熟，收割的农民却寥寥无几。他问我是何原因？我向他汇报，征购粮食任务重，稻谷价低，亩产千斤，农民才得80元，没有积极性；全县40多万亩农田，农村劳动力不到10万，粮食总产量3亿多斤，征购任务1亿多斤，农民年均分配仅一百多元。我又说，如果把部分稻田调整为鱼塘菜地，养鱼种菜供应香港，农民收入可以增加十倍以上，但县委无权决定。他心里明白，又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以粮为纲方针带来的结果。

    接着，他到毗邻皇岗村的渔农村，看望民兵英雄、反偷渡积极分子郭胜泉，嘘寒问暖，了解情况。村支书向他汇报，该村现有23户120人，1975年前偷渡出港170多人。近年上级批准100多亩稻田挖塘养鱼虾，社员分配收入大大提高了，社员也不往香港跑了。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对我说，边境政策要放宽，应根据香港市场需要，有计划挖些鱼塘养鱼虾，或改种蔬菜供应香港，集体经济巩固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制止偷渡外逃才有可靠保证。我向他提出拟拿出5万亩稻田改为鱼塘菜地，供应香港，他表示同意，叫我找刘田夫同志（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王全国同志（省委分管经济工作的书记）具体办理。

    第三天，我陪他到蛇口镇渔业第一大队调研。该大队是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分配收入较高，近十年没有人偷渡外流，他听后很高兴。他还听到当地反映的很多困难：境内交售鱼货，按平价结算，而远洋捕捞所用的渔船、零部件、柴油，须用高价购买或用港币从香港购买，只好把鱼货卖给香港鱼档。他知道渔民损失和城市鱼货供应紧张都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带来的。

    我还陪他到三来一补企业胶花厂和假发厂调研，在途中向他汇报发展鲜活农产品供应香港市场的外贸生产基地建设情况，他一再勉励我们：“外贸基地规划搞好了，就要说干就干，不要观望等待。不仅可以引进外商养鱼种菜种花，还要引进外商搞工业，厂外加工也可以，泥沙石可以出口。什么能赚外汇，就搞什么。”

    第二年，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区召开反偷渡外逃的工作会议谈了他在沙头角和渔农村调研获悉的两个材料，他说：“两个材料可以证明。第一个，福田公社，有个渔农村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了170多人，剩下了23户，120多人，近年来，他们利用边境的有利条件，挖鱼塘100亩，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集体经济，到1978年，人均分配已经达到500多元钱了，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第二个，沙头角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自从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现有人口1147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小手工业，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群众生活显著改善了。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外逃的人回来定居了。解决偷渡外逃的方针，是治标和治本并举。怎么治本呢，就是要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即使跟香港有一些差距，也能够稳定人心，也能够减少外逃。”

    此例说明了三天调研给仲勋同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他心里时刻想着老百姓的生活，想着我们党的事业，想着如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着克服当时体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感，一种事业心。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高尚的情怀。

    采访者：请您综合谈谈习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了解到哪些重要民情，作了什么重要指示，帮助你们解决哪些重大难题？

    方：我陪仲勋同志三天调研，边走、边看，我边汇报请示。主要有几个问题：

    第一，我汇报了县委近期调查的边界两地农民生产发展和收入对比情况：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间，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百分之八十八，宝安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百分之二。“文革”前两地农民收入差距不大，到1977年两地农民收入相差是1∶30。主要原因在于：香港是市场经济，随着香港市区人口猛增，蔬菜、肉类价格上涨快，带动了农民收入大增；他们利用积累和贷款发展机械化种养，办现代化养鸡场，菜地机械喷灌，推土机挖塘养鱼，货车运输等等，农业生产力发展快，农民收入增长也大，实现良性循环。而境内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粮为纲，不断扩大种粮面积，粮价十年不变。农民仍靠双手劳动，收入提高很慢。两地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是近十年来偷渡不断上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第二，关于建设外贸基地遇到的难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规划建设出口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生产基地。县委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发展畜牧业和鲜鱼花菜出口香港，既为国家多创外汇，又能增加农民收入，还可发展机械化，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外贸生产基地建设进展情况的同时，也谈了存在的问题：由于供港鲜活商品流通运输环节多、时间长、损耗大，外贸部门压价收购，比如：菜心在香港零售价每斤港币4元（当时汇率折人民币1.2元），而外贸部门在内地收购价是每百斤4元，农民反映强烈，几年后才提价到8-10元人民币；活虾在香港的零售价每斤港币40-80元（折人民币12-24元），外贸收购价为每斤0.8元人民币，卖给香港代理商是15元港币（折人民币5元）。由于出口运输环节多，活虾变死虾，到香港不值钱，外贸部门为减少亏损而压价收购，农民收益大为降低，没有积极性。我建议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通过竞争促进国营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仲勋同志表示赞成。

    第三，关于引进“三来一补”企业问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来宝安规划建设外贸生产基地时，我们接纳了外贸部驻香港的德信行经理建议，以三来一补形式引进外商办工业。几个月来，港商前来洽谈的多，批准的很少，引进办成的只有十几个项目。主要原因是审批手续很繁琐，上级把关很严。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后，他主张审批权下放到县。

    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边看、边听，边谈感想，边回答问题，主要有：

    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有些地方破破烂烂。解放30年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现状，要尽快缩小两地差距。

    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两地差距不断扩大，主要是我们政策出了问题，农民负担很重。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可以很快搞上去，偷渡问题也就会解决好的。

    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把本来是对的都说成错的，一定要抓好整风，边整边改，过去“文革”搞错的，都要改正过来。

    当前主要是旧的条条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港商进设备挖沙采石出口两家分成问题，吸引外商来料加工问题，边境小额贸易问题。

    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抓紧行动，说干就干，要讲求实效。审批时间长，购销环节多的问题要解决好，要权力下放，简化手续。重点发展香港市场最需要、价格高、赚钱多的种养项目，总之，香港市场需要的、价高赚钱多的农产品，你们就重点发展。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准搞的，你们就大胆干，不要先反他的什么主义。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仲勋同志这些话实质上是告诉我们：按价值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

    他还对我说，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同意你们提的办法。关于我们要求调整几万亩粮田改挖鱼塘、种菜、种花卉，并相应减免粮食种植计划和征购、上调任务，他表示原则同意，具体减多少，回去再研究。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找田夫、全国同志。

    仲勋同志回广州后，我带了书面报告找田夫、全国和黄静波等同志。黄静波同志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大家都赞成支持，于1979年2月2日以省革发21号文作了批复。1979年3月5日，深圳建市，撤销宝安县建制，我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政法。根据仲勋同志重要指示和省革发21号文的内容，结合实际情况，市委连续发出〔1979〕3号文、〔1980〕321号文和〔1981〕11号文，进一步贯彻落实仲勋同志和省委的重要指示。深圳农村改革开放从此迈开大步。

    采访者：其实偷渡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就开始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不是直到习仲勋同志来了以后才制止住了偷渡现象？

    方：应该这么说，仲勋同志放开边境贸易、搞活经济的一些做法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这些举措为以后彻底根治偷渡问题创造了条件，但彻底刹住偷渡风还有一个过程。1979年上半年还有一次大的反弹。偷渡是困扰了我们约30年的老大难问题，解放后有三次偷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宝安县偷渡行动人数6000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约5000人；1962年偷渡行动1.5万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约1.2万多人；1979年深圳市偷渡行动9万人次，最多一天偷渡行动2万多人次，这年越境定居香港3万多人。

    采访者：深圳建市会给群众带来希望，为何突然一天发生2万多人偷渡行动？

    方：偷渡最根本原因是境内外两地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扩大。1979年5月6日突发性2万多人偷渡行动，还有一个决策失误的原因。1979年5月2日，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到深圳收容站检查工作，由于当时偷渡人员多，收容站床位少，仓容挤迫，天气潮湿闷热，汗臭味重，副部长在站内偷渡人员大会上讲话，带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回到省里，向仲勋同志和省委汇报了情况，提出了意见。仲勋同志一直是强调禁止对偷渡人员打骂、虐待的，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听说偷渡人员被关押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马上就火了，当时他在省委主持开了个常委会，要求马上改进。他强调，你既然关不下，何必还要人硬挤着？很不人道，关不下就要放人嘛，何必一定要关着他？何必一定要送他回原籍？让他们自己回去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