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授权中红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习仲勋由于所谓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受到错误审查，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习仲勋认为这次下放工厂是学习锻炼的大好机会，因而坚持半日工作、半日劳动。他在二金工车间电工班拜宋师傅为师，专心当学徒，顶班劳动。

    1975年5月至1978年2月，在北京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住在耐火材料厂职工宿舍，继续接受审查。

    习仲勋两次在洛阳长住，都处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干部，不可能把自己被审查的事实真相告诉他周围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这样的特殊生活，使他陷入了一种苦闷境地。然而，洛阳的父老乡亲能够理解他，使他从中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安慰。本文记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事。

    人民的血汗，不能毁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

    一天，红卫兵们来到洛阳上海市场百货大楼，不顾商店职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敢出面制止。

    当时，正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下放的习仲勋在街上见到破四旧的现场。眼前的混乱局面十分震惊。他强忍着满腔怒火，劝阻红卫兵说：“同学们，这些商品是国家财产，是人民血汗，不能这样毁坏!”

    习仲勋以为，经他这么一说，红卫兵就会罢手，谁知，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并质问他：“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又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扫除四旧，谁敢反对?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四旧都扫了，难道洛阳的四旧就不能扫?”

    “这不是四旧。这是人民的财产。你们在哪里毁坏都是犯法的!”

    正当习仲勋振振有词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秘书范民新闻讯赶来，硬把他拉走了。当时，习仲勋非常气愤，而最使他痛心的是竟回答不出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这顿晚饭，虽经范民新再三劝说，习仲勋仍然没有吃好。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面对国家财产如此遭受损失，心情怎能平静下来呢!于是他便去找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副书记赵祥庆。赵以无可奈何的表示作了回答。他又坐下来，给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写信。写了废，废了写，终于没有写成。他意识到吕英也管不了。

    夜深了，习仲勋仍然气愤难平。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屋内烟雾弥漫，令人窒息。他不相信，也不明白，一群青年娃娃这样胡闹，从首都闹到洛阳，闹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就没人出来制止!为什么就制止不了!这在全国会造成多大损失啊!

    联系群众  问寒问暖

    习仲勋是个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的人。

    1965年12月，习仲勋下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时，就和同班的工人师傅们混的很熟，差不多每个师傅家里他都去过，还和许多师傅互相成为家中常客。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尽办法给予帮助。电工赵师傅一家4口，在谷水街上赁房居住，生活不宽裕。习仲勋知道了，就带上礼物，登门看望，还拿出100元钱帮助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师傅月工资的好几倍。厂里烈士子女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习仲勋十分关心，拿出自己的工资，亲自送上门。

    保卫科干部杜师傅家住北郊邙山井沟村。习仲勋提出要到杜师傅家去看看。这使杜师傅很为难。他想，从厂子向东到西关，下了公共汽车，土路步行，爬上北郊邙山，才能到家，近2O里地。这对于习仲勋这样的老干部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家里穷，破破烂烂，拿不出什么招待的东西来，推托了好几次，习仲勋最后还是带着礼物步行来到杜师傅家，问寒问暖，吃着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亲切地和杜家老人及前来看望的乡亲们聊天。

    从1975年起，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下放的几年时间里，很少与领导干部接触。他明确告诉他们，“还是回避为好，以免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更多接触的是工农群众，和他们交朋友，谈天，感到很愉快。

    习仲勋串门比较多的是邻居丁师傅家。其原因，一是同住一个门洞；二是和丁师傅同是陕西老乡，风俗习惯，饮食口味，尤其是语言，这些都很容易沟通；三是丁师傅两口好客，家中还有两个聪明听话又很勤快的男孩丁敏和丁虹，讨人喜欢。习仲勋在洛阳，虽有夫人、女儿陪伴，但买粮、买煤、打蜂窝煤等出力气的活儿，总要有人帮忙。特别是那时买煤困难，头天晚上就得排队。所以，他家里不管有点什么事情，不用吭气，丁敏、丁虹和热心的邻居们就给办了。

    有一天晚上，习仲勋独自散步回来，上楼前，第一次来到丁师傅家里，聊天儿，自然是以老乡的话题为内容。末了，丁师傅爱人端来一碗家乡风味面条，习仲勋吃了，高兴地连声说：“好吃，好吃!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家乡的面条了!”

    以后熟了，习仲勋常到丁家来串门，每次都聊到深夜。丁师傅一家最喜欢听的“新闻”是，介绍中央领导们的日常生活趣事以及习仲勋的革命生涯、战斗故事。而当习仲勋起身告辞时，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便递到了她的面前。看着丁师傅爱人一脸即热情又诚实的微笑，习仲勋便不好推辞了。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丁敏和丁虹实际上成了习仲勋的勤务员。当习仲勋起身告辞回家时，不用老人说，他俩就会主动扶习仲勋上楼。有时夜里，一听到习仲勋上楼的脚步声，他俩便会跑来给习老当“拐棍儿”。

    一天夜里，送习老上楼进屋后，孩子已经脱下衣服准备睡觉。

    这时，忽听习仲勋房里“咚”地响了一声，孩子连忙披上衣服，跑上楼询问。当得知是习老不慎碰翻了一只凳子时，才放心地回到屋里睡觉了。

    深入农村  体贴民情

    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下放的几年，生活一直很有规律。早晨起床后，去南山散步。回来路过菜市场，顺便买点青菜豆腐之类。上午，去工厂的澡堂里泡个热水澡，然后去工厂的阅览室里看报纸，或者看随处贴着的大字报。下午，还去郊区散步。晚上，则在他的住处听广播读书学习。他生活得很平静，比起在北京被监护的日子，要舒服多了。尽管这期间专案组人员也来过，但不愉快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然而，习仲勋享不了这样的“清福”。他经常到群众中去，和群众谈心交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便总想说一说。如果自己的想法不能实现，便会勾起他的苦恼和烦闷。这一切，无不体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当时，习仲勋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窗口有两个：一个是南山的果园，一个是南山脚下的菜市场。南山，实际上是个土岭子。岭子上，从西向东，横着一条水渠。渠的两侧，是南村生产队的果园和菜地。习仲勋每天早晨都要来这里散步，和社员们聊天。他从这里了解到，这条水渠叫秦岭渠，是为保护几家工厂而修的排涝渠。平时没水，能浇的地很少。附近都是些坡坡岭岭的旱地，农业生产条件差，一个劳动日才一角多钱，社员生活很苦，终年辛劳，不得温饱。习仲勋常为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忧心。

    往返南山果园的路上有个菜市场。不管买不买东西，习仲勋都爱在这里转游。看看货色，问问价格，了解市场行情。

    习仲勋爱吃茶鸡蛋和烤红薯。他常常买只茶鸡蛋或烤红薯，坐在摊亭的小马扎上，边吃边聊天，吃完了再走。

    这里的社员群众和工人师傅一样，不管年龄大小，和习仲勋都是好朋友，见面老远就互相打招呼。日子久了，人们星星点点地知道了他的一些来历，大家都很同情他，亲切的称他“习老”。在那特殊的环境下，“习老”似乎是最贴切的称呼了。因为，称职务，显然不行；称“老习”，显然也不行，只有称“习老”，才显得既热情又尊敬，符合习仲勋这样的高层领导的身份。

    有天早晨，习仲勋从南山散步回来，手里托着一只茶鸡蛋，慢悠悠地边走边想着什么。有人见了，便开玩笑说：“习老，怎么了?带回去研究研究?”

    还有人开玩笑说：“习老，这只茶鸡蛋怎么了?带回去暖小鸡吗？”

    要在平时，习仲勋肯定也会用句玩笑话来应酬，而今日，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前几日，一只茶鸡蛋1角，今日涨了2分，1角2。如今是春天，正是母鸡下蛋的时候，为什么会涨价呢?”习仲勋问卖茶鸡蛋的老太太。

    “习老，您不知道，”老太太回答说：“去年秋天大旱，收成不好。今年开春，社员生活困难。鸡子没食吃，下蛋少了。社员们说，用鸡蛋换油盐，还不如自己吃掉。卖鸡蛋的少了，收购价就高起来，弄得我们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