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召军反反复复将小册子看了三遍，才确信无疑：这就是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时的“学籍档案”！档案中共有四个年级十一个班474 名学生，加上 13 名学校行管人员和 46 名教师，全校当时实有师生 533人。

　　他强抑内心的激动，随即把这一重大喜讯告诉了全馆工作人员，迅速引起了轰动……

　　“学籍档案”重见天日

　　毛泽东“学籍档案”是如何在战火的夹缝中在芷江得以幸存呢？

　　芷江，是湖南西部通往祖国大西南要道上的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仅辛亥革命以来，军阀就走马灯似的在此混战；而抗日战争从开始至 1945 年 8月结束，因这儿有占地五千亩的大型军用机场，境内驻军云集，各种军队及军事单位多达 220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县城远近闻名，有“小南京”之称；也因为有机场，芷江又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留下累累创痕的苦难之城。从1938年 10 月机场修成以后，芷江就成了日机重点轰炸目标。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就设立于此，并成功指挥了“湘西会战”，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1945年 8月 15 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8 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他的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飞抵芷江请降，为南京受降奠定了基础。

　　同时芷江又是匪患猖獗之地，1949年 10 月 2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 47 军140 师曾用了一年零 4个月的时间，才将匪患肃清。

　　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局面当中，共产党领袖的“学籍档案”竟得以幸存，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学籍档案封面上的“胡临川”是何许人呢？众人分析，应为该学籍档案的原始拥有者。随后在学生一览表第十二页的二年级五班第九行中得到了印证：胡临川，别甫“登瀛”，年龄 22 岁，住址为芷江县西乡便水智字团温乐人，通信联系处为芷江县城北街胡氏祠堂。

　　毫无疑问，学籍档案是芷江籍学生胡临川从湖南一师带回的。但胡临川为何许人，却无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遍查芷江史料，均无记载。那么该件“学籍表 ”又是如何由“寻常百姓家”进入芷江档案馆并得以妥善保管的呢？

　　带着这一疑问，唐召军经过调查后认为，不排除有下列几种可能：一是胡临川本人或其子孙曾在国民党政府组织或教育界任职，也可能是地方上有钱有权有势的地主乡绅，家族或家庭的所有财产，包括书刊报纸在内，在解放初期被没收充公了；二是该县档案馆建立后，这些书刊报纸就被当成国民党资料成堆成捆地移交到档案馆，没有详细登记，更没有细看其中内容；三是由于当时负责接收整理这批档案资料的县档案馆工作人员，虽然政治上绝对可靠，但因文化程度不高，以前从未接触过档案，经过简单培训就“速成”上岗了，对什么是“档案”，什么是“资料”分得不是很清楚；四是可能时间仓促，建档时只看封面标题或落款，将接收进馆的档案资料按机构名称来分类，因而将该件档案当成民国教育资料混装成卷编号后，就“刀枪入库”而不闻不问，以至于数十年过去才得以“拂去泥沙始见金”！唐召军说，是因为编撰《指南》，这册珍贵的毛泽东“学籍档案”才得以重见天日，否则，不知还要在那浩翰的档海里沉睡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