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第25期发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文，文中正式援引“万里长征”一词。资料图片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冕宁县。朱德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长征，是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离开原革命根据地，纵横十几省，完成战略转移的磅礴史诗。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叫“长征”。“长征”，是随着漫长征途，逐渐定型的。

    1934年深秋的一个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赤都瑞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彼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政治部所发布的指示、命令与会议决议中，尚未给这次行动一个统一名称，多用“突围”“长途行军”“西进”“突围战役”“突围行动”等指称。这些提法，尚未形成对全程行动的总体概括，如实映照出军事决策的紧迫与阶段性。

    真正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明确冠以“长征”之名的官方文献，目前所见最早者，为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亦称《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开篇即写道：“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长征”这一称谓，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正式公布，用以指代自江西出发以来的千里转战。彼时中央红军已跋涉数千里，征途之遥，足堪“长征”二字之重。

    1935年5月21日，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冕宁县。为消除民族隔阂、团结彝族同胞，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有彝族、汉族群众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彝族、汉族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朱德还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该布告到处张贴，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年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信，详细介绍川西北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高度热忱欢迎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信中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将这封密信送到懋功，并再三叮嘱：“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这是目前所见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首次以“万里长征”指称中央红军行动的记载。7月10日，《红星》报第25期发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文，文中正式援引“万里长征”一词，可见“长征”一词已在红军宣传系统中生根发芽，蔚然成风。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并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它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文中称“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及“长征”，但里程尚作“一万八千里”。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该会议又将里程修正为“二万余里的长征”。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再次提出“长征”二字，盛赞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