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接见时任红1师第3团政治委员萧锋时明确指出：“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提法的首次明确表述。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讲话时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长征。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向全党全社会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中国工农红军这一伟大胜利，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此宣言成为目前所见最早以“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名称的权威文献，也标志着这一称谓在政治层面的最终落定。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发：“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使“长征”一词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与传播。

    由“战略转移”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模糊到清晰，从纷杂到统一，其演进轨迹恰与红军战略转移本身——从被动突围到主动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交相辉映，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极具象征性与感召力的经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