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展柜中陈列的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收到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捐款收条”与“回信”，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以具象实物形态记录了1927年中国革命转折期的历史瞬间。文书纸面色泽已褪，毛笔小楷字迹清晰，所盖“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之印”完好可辨，是南昌起义这一中国革命重大事件中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

    革命低潮中的奋起反抗

    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重要转折期。年初，北伐战争推进，革命势力范围扩大，但国民党右派反共倾向加剧。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动用军队、流氓武装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与共产党决裂，镇压革命志士。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以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策，启动南昌起义秘密筹备工作。之所以选定南昌作为起义地点，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其一，兵力对比占优势。当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约6000人，分属不同派系，指挥不统一；共产党可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含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2万余人，优势明显。其二，地理条件适宜。南昌地处赣北，仅通过南浔铁路与外界连通，交通相对不便，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增援速度会减缓，可为起义部队争取部署时间。其三，群众基础扎实。大革命时期，南昌工农运动活跃，工会、农会组织覆盖城乡，工农群众对革命认同度高，可为起义提供支援。

    7月27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从武汉秘密抵达南昌，当晚在江西大旅社（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旧址）主持会议，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昌起义具体事宜。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构成起义核心指挥层。最初计划7月30日举行起义，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7月30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从武汉抵达南昌，对起义计划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等待共产国际指示，并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支持，不宜贸然行动。该主张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反对，此时起义部署已基本就绪，推迟或取消可能导致革命力量暴露、前功尽弃。经两天讨论，前敌委员会统一意见：放弃等待共产国际指示及争取张发奎的计划，于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起义部队分多路进攻：贺龙率第二十军主攻敌军总指挥部，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进攻贡院、天主堂等地，朱德控制附近敌军兵力，刘伯承协助制定作战计划。至凌晨6时，起义部队完全控制南昌城，歼灭守军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起义取得初步胜利。随后，起义部队整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九军，成为中共独立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并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布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

    南昌百姓积极支援起义

    起义胜利后，南昌民众以多种形式热烈响应革命，街头传唱《八一起义》歌谣，“八一大天亮，百姓早起床，昨夜晚机关枪……原来是共产党武装起义”。8月2日，南昌各界群众在公众体育场举行集会，庆祝起义胜利及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时南昌全城人口约17万人，参与集会的群众达5万人。部分民众加入起义部队补充兵力，城郊农民组建担架队提供医疗转运服务，与此同时，民众自发组建的“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还发起了募捐行动，从不同方面支援起义部队。

    该委员会由南昌及周边地区的工农群众、爱国绅士、进步学生自发组建，负责人为朱大桢。经过委员会成员的努力，最终汇聚成1万元捐款——按1927年物价，这笔钱可购买大米约2.5万斤，足以支撑一个团近一个月的日常开支，对需长途南下、补给紧张的起义军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实际支持。

    1927年8月3日，朱大桢携带1万元捐款前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该党部当时的实际领导权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是南昌起义筹备阶段的“隐蔽阵地”。时任该党部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罗石冰接待了朱大桢，双方当场核对捐款数额后，罗石冰以省党部名义开具收条。8月4日，罗石冰以同一名义撰写回信，明确该笔捐款已分别送交第十一军、第二十军政治部，用于部队南下物资开支。这两张文书记录了民众支援与起义军需求的对接过程，是人民军队诞生初期获得群众支持的实物依据。

    两张文书背后的历史细节与意义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珍藏的“捐款收条”与“回信”，虽为纸质文书，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是解读1927年革命生态与军民关系的关键档案。

    从文书形制看，收条采用“明八行”公文信笺书写，内容为“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整”，末尾加盖“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之印”；回信则使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公用笺”，写明捐款处置情况并同样加盖公章。这一细节背后，是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国民党右派已公开叛变，但共产党员方志敏、罗石冰、黄道等仍以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依托该平台开展隐蔽工作——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公用笺”处理捐款事宜，既符合当时的组织名义，也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安全掩护，体现了早期中共革命斗争的灵活性与策略性。

    从历史价值看，这两张文书并非简单的“财务记录”：其一，它们实证了南昌起义的群众基础——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因契合民众利益，才能在白色恐怖下获得工农、绅士、学生的共同支援，这种军民联系成为后来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根基。其二，它们补充了起义筹备与后续行动的细节——捐款用于部队南下开支，反映了起义军的物资需求，也印证了省党部作为“隐蔽阵地”，不仅筹备起义，更在起义后持续为部队提供后勤支持。其三，它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拥护人民军队的最早见证之一，文书中“国币壹万元”的明确记载，与民众自发募捐的过程相呼应，让抽象的军民同心变得具体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