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极端困难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真心实意为群众”，“一切为了苏维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开创了“自由的光明新天地”。当年，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决策部署是如何贯彻落实的呢？

    一、以以身作则为先导，以上率下抓落实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领导机关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从我做起、率先垂范，践行“苏区干部十带头”制度，形成了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全党行动的政治示范力。

    带头廉洁自律。毛泽东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生活上非常简朴。他爱夜晚工作，按规定他的油灯可点三根灯芯，可他坚持只点一根。他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1932年初，中央政府总务处给他送来了一件新棉袄，毛泽东摸着自己身上拆了又拆、洗了又洗的灰白色破棉袄，说它与自己有感情，还可以对付一冬，让总务处长将新棉袄退回发给新战士。1933年8月17日，毛泽东到江西省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开会时，拒绝厨房加菜，照章缴纳食宿费用。官兵一致、军政一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勤廉之风。

    带头优待红属。1934年1月10日，中央颁布的《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规定：党和苏维埃政府、后方军事机关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凡是脱离生产的，都应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的工作。为了使这一条例能在全苏区贯彻执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发动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解决困难。他更是身体力行，带头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红色中华》以《张主席帮助红军家属砍柴》为题报道了张闻天的模范事迹。张闻天等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推动了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运动的深入开展，形成了“一人参军，满门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

    带头勤俭节省。1934年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日益激烈紧张，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为全力支援反“围剿”斗争，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于1934年3月13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口号。中共中央机关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等23位同志率先倡议响应节省运动。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各工厂、企业、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号召，投入节省运动。

    二、以巡视督查为措施，雷厉风行抓落实

    巡视督查。党和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巡视条例》，定期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实行巡视，督促其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巡视中，中央巡视员将中央一切决议案“向各地党部负责同志作深刻详尽的解释，考据一切决议不能充分执行的原因，找出一切工作中的具体缺点与错误，并及时想出纠正和转变的方法”，核心就是保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政策方针落实到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上。以当时长期推行的中心工作——“扩红”工作为例，中央专门颁布开展扩红工作训令。然而，巡视发现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政府未将扩大红军列为自己的经常性工作之一，也没有从政治动员上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而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开展。优待红军条例、帮助红军家属耕种的政策执行也不充分。发现这些问题后，中央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政治动员、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等改进措施，推动扩红工作落地落实。

    突击检查。尽管中央苏区时期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但苏区干部成功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督查方法。这些方法中既有工作报告、巡视检查、工农检查等形式的有计划明察，也有突击检查、发动群众实地检查等突击性暗访。其中，突击检查是颇具灵活性的、依靠群众力量的一种督查工作方式。突击队员没有门槛限制，凡有选举权的人都可报名加入，一般不脱产，利用空暇时间或休息日开展突击检查，隐蔽性强。此外，工农检查通讯员、轻骑队，都是由工人、农民等不脱产人员组成，开展督查工作时流动性强，也不易被发现。这种突击检查的方式机动性强，更容易掌握真实情况，是发挥督查抓落实的有效形式。

    舆论监督。大力开展舆论监督与引导，是中央苏区推进抓落实的重要方法。如《红色中华》第23期刊发《苏维埃建设——怎样去转变安远龙布区的工作》一文，指出安远龙布区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指出今后应做的工作。在表扬先进模范时，也不失时机、客观地指出存在的不足，以促进先进模范做得更加出色。同时，通过报道正反两面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从而营造推进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苏区媒体开设“光荣的红匾”、“红榜”、“红板”等栏目，专门报道各项工作中正面或先进典型；设置“黑板”、“铁帚”、“铁锤”等专栏专门报道工作中反面或落后典型。特别是《红色中华》对各类“先锋”、“模范”的报道特别多，以树立落实工作的标杆；对反面或落后典型的报道也往往比较客观地指出不足，鼓励赶超先进。

    专责督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有令不行、政令不畅的问题，切实加强中央对地方苏维埃的领导，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切实执行工作检查》，专门部署和强调检查工作。同时，构建以工农检查为主体的督查工作机制，专门负责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除了采取工农检查作为主要的督查形式，还发展和完善了工作报告制度、巡视检查制度，作为督查工作的拓展和延伸，这两项制度也成为这一时期督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督查苏区各项工作的落实，奠定了法理依据。

    三、以竞赛激励为抓手，敢做善为抓落实

    围绕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通过开展竞赛运动来抓落实，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结合苏区工作实际进行的创新创造。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纷纷参与到竞赛中来，掀起了学先进、当模范、作表率、创一流的竞赛热潮，推动苏区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通过竞赛落实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1933年2月，中央土地部发出《春耕计划》的第二号训令后，瑞金武阳区委、区苏维埃积极领导全区群众，主动落实中央提早春耕的指示，在全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春耕竞赛，乡与乡比，村与村比，屋场与屋场比，个人与个人比；各队之间互订革命竞赛条约，同时各队内又分组比赛，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忱。武阳区因农业生产成绩突出，获得了临时中央政府“春耕模范”表彰。武阳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后，中央苏区各县挑战应战之声此起彼伏，农业生产掀起了热潮，实现了当年目标：中央苏区1933年的农产较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而闽浙赣苏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同时，苏维埃国家企业提出了增加生产、节约材料、改良技术、遵守劳动纪律等生产竞赛，生产计划不断刷新，革新成果大量涌现。特别是中央红军兵工厂，经常性地开展劳动竞赛运动，“热烈地回答布尔什维克红板的革命号召”，得到《红色中华》的肯定：是值得全苏区工农同志去学习的。

    通过竞赛扩大红军。中央苏区大规模、有计划地扩红运动有三次。1931年12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扩大红军决议案》后，苏区县与县、省与省之间，掀起扩红竞赛热潮，从1932年春到1933年2月，全中央苏区共扩大红军8.76万人。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采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完成紧急任务。在此次扩红突击运动中，少共中央局受“红军工人师”和兴国模范师集体报名参加红军的影响，作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决定。苏区广大团员青年热烈响应号召，不甘落后，踊跃报名。不久，少共国际师正式组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万余人。激励如此之多的贫苦青壮年农民响应号召加入红军，革命竞赛的方法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竞赛激励公债发行。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缓解财政压力，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苏区开展了公债发行。1932年分两期共发行革命战争公债180万元，1933年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3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的训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订立推销公债的竞赛条约”。中央苏区南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期间，与会17县互订推销公债竞赛条约。《红色中华》第111期以《最好模范——云集第一》为题，报道了瑞金云集区在17县大会后仅1个多月，就完成竞赛条约期限为3个月、所承销数40700元的82％。又如，《红色中华》第137期刊登《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总结比较表》，以表格的形式，将推销公债数量直观地呈现给读者，以激励各级政府和群众的竞赛热忱，更好地落实公债推销目标。

    通过竞赛深化卫生运动。1933年3月，中央政府内务部制定和颁布了《苏区卫生运动纲要》。纲要提出：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要领导全体群众，一齐行动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为落实纲要要求，各地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开展了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部队与部队、机关与机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卫生运动竞赛，并且优胜者予以奖励。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领导，无论是地方还是红军部队，卫生运动的落实都得到了深化。

    四、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求真务实抓落实

    摸准情况，提实对策。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落实工作的前提，进行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各类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城进行了十余天的调查，撰写出《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10月，又在新余罗坊，对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八位农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撰写出《兴国调查》。1933年11月，为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对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进行了社会调查，撰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通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

    找准问题，纠治问题。1931年11月“一苏大会”通过的《劳动法》，没有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造成很多条文无法落实。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了解实情后，以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于1933年10月颁布了新修改的《劳动法》。新的劳动法纠正了原劳动法一些脱离实际的“左”的条文，作出了比较切合苏区实际的政策规定，较为妥善地处理了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缓解了劳资矛盾，避免了工人大量失业的危机，使工人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以兼顾，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部分干部工作作风日趋官僚化，命令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阻碍了工作落实。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防止官僚主义泛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1932年9月开始，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了惩治官僚主义的条例。

    五、以发动群众为根本，群策群力抓落实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把千百万群众凝聚起来，才能实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伟业。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党和苏维埃各级干部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宣传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如在各地的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选民参选率都在80％，甚至90％以上。他们深切地知道，只有苏维埃政权长在，才能维护工农群众的翻身解放与自由幸福。因此，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倾其所有，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积极支持革命战争，努力发展生产、支持苏维埃政权，形成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革命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