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到达青羊岔，接近三边了，这是古战场。三边有三宝：咸盐、皮子、甜甘草。

    “4月9日开会，毛主席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指出蒋介石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

    “《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坚决以战斗精神保卫和扩大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这时毛主席改名李得胜，周恩来总理改名胡必成，就是一定要胜利，一定要成功。中央机关改为‘九支队’，还是4个大队，中央后大队是其中之一，我是这个大队的政治协理员。

    “4月12日到王家湾，距敌人只有20华里。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6月7日。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我和毛主席住里面，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他们一开会，我就到驴棚里。有好多虱子，别人都知道怎么抓，但我不知道。我更多时间是在做群众工作和找别的工人做，所以长虱子。那张照片说明毛主席怎么接近群众，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在王家湾时，我又瘦又黄，肩上老肿，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做群众工作回来，毛主席说，啊呀，不得了。警卫员把炕沿揭开，发现好多臭虫，臭虫把我咬肿了，吸了好多血，后来我们把它的大本营消灭了，但不可能全消灭，因为那个地方不久又有了。当时在中央有斗争，即陆定一老要到河东去，任弼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他，但任弼时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们一直吵架，我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总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好，但我感到气不是对我发的，逐渐也就习惯了。在王家湾开始组织几个战役。羊马河战役全歼敌整编135师，俘虏旅长以下4000余人。5月4日蟠龙大战，全歼敌整编167师欠一个团，俘敌正副师长以下6700余人，是胡宗南的嫡系，缴获白面1.2万多袋，军衣4万多套。这时毛泽东主席曾派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到蟠龙祝捷。在王家湾毛主席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表面，其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中央直属支队从一开始行军就有两派，一派坚持相信毛主席的指示，一派认为敌人力量强大。我是这一派的头，那一派认为国民党地大物博，人数众多，又有帝国主义帮助；我们地区很小，尽在山沟里转。我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的东西，不论是棉花还是铁，是钢还是别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不同。蒋介石的军队打仗没有目的，他们只是国民党的炮灰。他们虽然东西多，但到头来还得送给我们，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虽然我们人口少，但一个顶一个，有时一个顶十个，所以我们必胜。当时两派辩论非常激烈，在中央直属大队里，大家还是瞧不起我，这个斗争一直到河东。

    “6月7日到小河，这时敌人向我们运动了，我们住了很长时间。那天下雨，主席不进窑洞，看到每个战士都宿营以后他才进，也没有雨衣，只有我有件雨衣。6月8日这晚的行军可以描写一下。从小河向田茨湾走，都是山，下大雨，走了一整夜，脚下几十里，实际只有几里，因向导迷了路。国民党军队胆怯，他们宿营在山上点篝火。我不想给主席和他的警卫员增加负担，故意落在后头，在马上不下来。因为我下来就给别的同志增加负担。很多同志说山这么陡，多危险，同志们把我拉下来。我们怎么行军呢，我们手拉着手，排成一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又是风又是雨。扑通，我的头碰到一个同志背上。扑通，另一个同志的头碰在我的背上。连说话也得小声，因为敌人离我们非常近。天还不亮，雨小了点，前面传口令说毛主席找我，在山边等我。行军以前我求毛主席同意了穿我的雨衣。我穿一件斗篷，是战利品，是日本大衣，可当雨衣穿。我告诉毛主席，这可以当雨衣，你就穿我的雨衣吧，你一定要穿，否则要感冒的，我怕他感冒，他同意了，那天穿上了我的雨衣，这是我的胜利。在山边见到毛主席。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拴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天亮了，我们找破窑洞休息。我们人很少，周恩来同志笑着问我怕不怕？我说这算什么，有200多人，还有枪，我在白区工作都是单独一人，有什么怕。9日黄昏到田茨湾，这里住了一周，敌人退却了，不敢再接近我们。6月16日我们又回到小河。敌人到了王家湾、小河就不敢前进了，刘戡住在我们住过的窑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