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罗汉北上赴陕之际，陈独秀再次托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表示自己与托派组织已脱离关系，希望会见党的代表。于是，叶剑英、博古会见了陈独秀，在谈话中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公开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脱离托派组织。陈独秀虽表示完全赞成党的抗日政策，但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并承认错误的问题，未明确表态。过后不久，应陈独秀的要求，叶剑英又专门与他会晤了一次。

　　罗汉回武汉后，向陈独秀报告了中共中央的3项条件。陈独秀立即致信中共中央，并起草了抗战的7条根本意见，委托罗汉赴南京转交叶剑英、博古，博古阅后认为陈独秀的主张与党中央的路线并无原则上的分歧。11月20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发表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该文诚恳地希望陈独秀“虚心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汉奸”问题引争论

　　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团结陈独秀等一道抗日而与之进行谈判，准备进一步教育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他回到党内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王明带着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

　　积极奉行斯大林的肃托政策的王明，对当过中国托派领袖的陈独秀自然不肯放过。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跳出来坚决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诋毁党与陈独秀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并威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甚至还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不能合作；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为了达到把陈独秀彻底搞臭的目的，王明还诬蔑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是“杀人狂”、“汉奸”等等。

　　一贯紧跟王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立即在《解放周刊》上撰写文章指名道姓地斥责陈独秀、罗汉、俞秀松等人都是日本奸细、汉奸。文章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的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时再增加之。”并说谈判成功后，“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等等。

　　此文既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3月16日汉口的《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等9人的联名信，指责中共并为陈独秀辩护说：“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此事出乎情理之外。陈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