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来信”是我党早期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红军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六大”后到1930年，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六大”，周恩来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任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分工负责军事工作。1928年9月军事部长杨殷牺牲后，他兼任军事部长。

　　“六大”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各级领导第一把手都是工人，但是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领导能力差，基本都由秘书长领导。在中央也是如此。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差。1928年“六大”后到1930年3月周恩来去苏联之前，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2月7日，周恩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朱、毛写信，指示红军分散活动，要求朱、毛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起草这封信时，朱、毛率红军正从井冈山突围，屡遭失利，处境十分困难。当时中央与各地红军还没有无线电电台，联络完全靠交通送，交通不便，信息阻隔。

　　信写好不几天，2月中旬，朱、毛红军在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之后到达闽西。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爆发内战，无力“围剿”红军，给各地的红军造成发展的机会。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4月初他又一次致信朱、毛，说如他俩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与中央讨论问题。

　　■毛泽东落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周恩来十分慎重

　　但是，这封信还未到红军，红四军内部却出了问题。红四军领导对建军原则、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是有分歧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意见，但是大家顾全大局，没有影响工作。中央为加强力量派了留苏学生刘安恭等人5月初到红军工作。刘将苏联党内斗争那套做法搬来，将争论公开化，并将领导人分派，说朱德拥护中央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指示。会前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含沙射影攻击朱德。这些挑拨的话加深了意见分歧。前委没有引导大家进行对外斗争，自己不拿办法，提出“大家努力来争论”。在这种情况下，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毛泽东落选。另外，朱德善于带兵，和战士一起挑粮，衣着像个伙夫头，深受中下层干部和战士的爱戴。毛泽东经常在屋里思索问题，计谋多，在上层干部中威望高。但代表大会代表中中下层干部与战士多于上层干部，这也是毛泽东落选原因之一。会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7月上旬，毛泽东离开红军，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8月中旬，消息传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来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他还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不久刘作战牺牲)。

　　■周恩来对陈毅说：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强调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到达后，他住进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始写报告，他一共写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等7个报告。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里间谈话，陈毅的哥哥在外间下棋掩护。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他强调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周恩来讲这个话不仅是由于听了陈毅的汇报，也是由于他了解陈毅、毛泽东、朱德。在欧洲他就认识陈毅、朱德，他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朱、毛、陈3人之中，朱德年龄最大，比周恩来大12岁，从戎多年，是忠厚的长者，讨伐袁世凯护国军的名将，滇军的高级将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别擅长山地战、游击战，以少胜多，他的这些经验对于初创的红军特别重要。陈毅小周3岁，喜爱文学，为人正直、坦荡，自然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不如前两位。

　　所以有一个传说，周一见陈毅就说，你能行吗？回去后赶快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

　　在和陈毅的多次谈话中，他们不仅谈到许多具体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讨论了许多原则问题，经过讨论他们对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陈毅将这两个月的谈话称为“训练班”。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九月来信”。

　　■指示信明确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意在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将农村的红军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其二，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指示信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其三，针对红四军各党部关于分兵与集中的争论，信中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信中批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这封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加强党在红军的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指示信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具体提出不正确倾向的观念：“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