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炮声伴着我的童年，我是听着枪声炮声成长的。1935年11月1日，伴随我出生的第一声啼哭，是红二、六军团夺取津澄大捷的炮声。据说，父亲贺龙在前线拿着王震将军拍来的电报，高兴得不能自已，他对萧克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吧。"萧克略作思考，说："红军连克津市、澧县数城，屡战皆捷，军心大振，我看就叫捷生吧。"炮火中出生的我，注定要引起特别的关注，母亲告诉我，为了带我行军，红二军团的首长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在母亲生下我18天，红军开始长征。然而，一个女婴，且尚在襁褓中，要伴随行军，谈何容易？可是，随着红军的撤离，必然是敌人的血洗，即使是亲戚，谁肯冒死收留一个红军领袖的后代呢？于是，围绕要不要带着我长征，就在出发前，红二军团的首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红军作战艰难，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们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小捷生说什么也不能撇下！

　　母亲说，当时在窗外等候消息的她听到这话，激动得几乎哭出了声。是啊，我们抛头洒血干革命，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如果明知幼弱的孩子注定会落入敌手而撇下不管，那还叫红军吗？所以，因为有了这次特别会议，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从此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

　　在母亲的怀抱里，在父亲的马背上，我与父辈一起渡过金沙江，走过康藏高原。母亲说，在翻越5396米高的中甸雪山时，她用背篓背着我，是靠拉着驮伤员的骡子尾巴才坚持到最后的。母亲还说过，正是有了那次特别的会议，红二、六军团后来多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婴儿，他们是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萧克的儿子萧保生（后被日本侵略军毒杀），吴德峰的女儿吴岷生。4个孩子，都留下了一串关于长征的生动故事，对此，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着生动的记述。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为了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安危，又是经过毛主席特别批准，先后被送回到老家托人寄养。

　　在红二方面军，母亲是屈指可数的女才子，1927年她在湘鄂西参加红军后，先后当过文化教员，还当过前敌委员会文书科科长、机要秘书等。她不仅写得一笔好字，且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当时，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都尊敬地称她为"蹇先生"，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称她是红军队伍里能文能武的"女英雄"。

　　母亲爱我，她爱红军所有的孩子们。即使在翻雪山过草地的最艰苦的岁月，她都在幻想着，等革命胜利了，她要去办学校，搞教育，她说，彻底改变民族积弱积贫的状况，必须从娃娃抓起。或许正是考虑母亲的愿望，在"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母亲便被派往苏联共产国际学校学习。在1940年返回延安的途中，在新疆她遭到反动军阀扣押近一年之久，1941年冬经党组织营救才回到延安。此后不久，便被派往河北围场任县委书记。在围场的数年间，她忙着清匪除霸，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木兰围场的乡亲都亲切地称她"蹇大姐"。如果从1931年算起，围场一带被日本人统治长达14年之久，当地经济凋敝，一片破败景象。但更让母亲痛心的是，由于日本长期的奴化教育，围场百姓不但经受战乱之危，更经受了文化缺失之苦。当时，孩子们竟然大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国家，更缺乏民族的认同意识。所以，即使在作战最艰苦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的是教育，她亲自动手，为当地老百姓的孩子编了一本少儿语文课本，开篇的第一课便是：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在县委会议上，她不止一次地讲，等战争结束了，咱们在围场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学。然而，战争尚未结束，她便被派往战火纷飞的前线。一直到晚年，她依然牵挂着围场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2004年，在生命弥留之际，她立下遗愿，要把她平生的全部积蓄，包括她的衣物、文具、书籍及所有用具，都毫无保留地捐给围场人民，希望能在木兰围场办一所希望学校。母亲逝世后，我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生前的所有东西全部捐给了围场人民，我的孩子及至爱亲朋也都纷纷解囊，拿出有限的积蓄，再加上有关部门热情相助，在围场县的克勒沟镇，办了一所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希望学校。

　　钱学森老人听说了这件事，兴奋不已，这位90余岁高龄的老人欣然提笔，为先任学校题写了校名。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一些曾经南征北战的将军们受母亲的精神感染，也纷纷将自己的签名图书赠给先任学校。如今，先任学校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教学楼，有了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有了可供2000人食宿的宿舍和餐厅，学生从入学，一直可以读到初中毕业。这所学校，成为木兰围场牧民儿女的向往之地。

　　母亲回眸应笑慰，且听朗朗读书声。亲爱的母亲，上千名孩子现在正一起诵读您当年为他们编写的课本，朗朗书声，便是对您最好的缅怀和纪念。（文/贺捷生 《解放军生活》杂志201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