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皆为我用”

　　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十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供的应征方案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而广场整体规划最终完成，必须有赖于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的定稿。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以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在局里作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我就是在这个动员会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当时，并没有听到哪位党或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提出过关涉建筑具体形式的倾向性意见，但领导们的一些原则指示和零散的议论，对我们的设计形式的抉择，确实很有启迪意义。例如，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这些指示，启发了我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着手，不拘一格地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

　　我的“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会堂这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虽然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其中。

　　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被压缩面积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平方米（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因此可以说，在前7轮的方案设计和遴选中，设计者们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之所以能这样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我们参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另外，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如何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如何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如何统筹考虑不拘一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手段……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方案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我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地摆在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位居正中且导向性非常明确，这还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特征和周总理的指示，但也导致了面积的膨胀。

　　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突破，佟铮在得知数据后，随即找我，问：“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压缩？”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压缩一些，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楼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佟铮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我后来猜测，佟铮当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被压缩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