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一次昏迷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老杜的确不行了。

    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晚矣。”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口述一阵后，他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士、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没发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

    当天晚上，台湾蒋政权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他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已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要在杜月笙死后，让其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其内容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不过，杜月笙死后，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它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

    1951年8月16日下午，杜月笙面如死灰，眼见得就要上气不接下气了。护士急忙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一个人无意中摸到杜月笙的脚，突然叫起来：“哎！脚冰凉了！”

    有人一看表，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