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是近代中国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以前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被丑化了的杜月笙，笔者通过一些文史资料，试对杜月笙的凄凉晚年作一真实的披露，把他这期间的是非功过，留给读者评说。

    蒋介石软硬兼施

    杜月笙避难香港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然，正到处是“风吹新绿草芽青，雨湿轻黄柳条润”的景致。可是四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寻春人的悠闲心境。国民党军队行色匆匆，一路扰民而去，这座远东最大的工业城市，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这天夜里，上海滩一代大亨杜月笙黯然神伤地独包一艘荷兰轮船，携妻妾、子女、朋友和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去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他在上海的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自此以后，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

    当初，蒋介石去台湾前，曾在上海召见过他，再三拉他去台湾。杜月笙知道老蒋的用意，若他坚持留在上海，蒋介石决不放心，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说：“总裁的美意，月笙心领了。不过台湾的气候潮湿，天气又太热，近来我的气喘病又复发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疗一下，再到台湾执鞭马前，不知总裁肯否应允？”说完，故作气喘吁吁状。

    杜月笙知道老蒋不会重用他了，现在如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共产党能容忍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都来做过他的工作，中共中央发自西柏坡的广播，也天天传至上海，说希望他能留下，以协助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前嫌。然而，杜月笙对这些总是将信将疑。

    老蒋焉能不知老杜的心计，于是丢下一句话：“哎，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都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

    这句话份量很重，杜月笙下定了去香港的决心。
 
    不速之客突来访

    青山饭店定妙计

    到香港不久的一天，杜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客姓陈名光甫，原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子。他经营的上海银行，首创一元起存，为中国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因经营有方，资金从最初的七万元，滚雪球般累积到上千万元。后来这个金融奇才被美国人发现，再推荐给蒋介石，蒋就派他做与美国大财阀的联络工作，他在国民党内经济界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等人。杜月笙虽是黑道头子，却最佩服这等人物，故在上海时就与之结为密友。

    宾主落座后，陈告诉杜月笙一个消息：昨天接北京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杜月笙、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金融界头面人物见面。

    “是否关于我们的股份事？”杜月笙果然聪明，一猜即中。

    原来，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至解放前夕，各人仍在该行有数目不等的股权。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也顾不上这笔股份了。此番中国银行改组，要开股东大会，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到香港，拟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便打算问计于杜。

    陈光甫说：“北京代表自然要我们回去开会，如何应付，请杜先生作主，总宜立场一致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