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南湖会议的日期外，出席南湖会议的人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考虑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引人注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两人没有去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心有余悸，第二天就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杭州游玩，也没有去南湖开会。上述3人没有出席一大南湖会议是肯定的，没有任何异议。

　　（2）李汉俊和何叔衡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众说不一。

　　李汉俊和何叔衡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众说不一。陈潭秋、刘仁静、王会悟等人回忆，李汉俊没有出席南湖会议。由于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的主人，正受到密探的严密监视，不去南湖参加会议应该是说得通的。何叔衡有否参加南湖会议的关键取决于他是否出席了上海会议。最早提出何叔衡没有参加会议的是张国焘，他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刘仁静在回忆和接受采访中都说何叔衡有没有参加会议记不清楚了。此外，董必武1929年写给何叔衡的信，就一大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及会议地点等作了介绍，从信的口气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报情况，而不象是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但是，何叔衡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张国焘所说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当时根本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制度，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何况王会悟在回忆中明确指出何叔衡出席了南湖会议，而且说“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所以何叔衡到底有没有参加一大南湖会议还是一个谜，还值得深入研究。

　　南湖会议的具体过程

　　为了安排好在南湖开会事宜，王会悟和部分代表提早一天先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同时委托旅馆的帐房雇了一条中型游船。其他参加南湖会议的代表第二天乘上海至嘉兴的早班火车出发，大约在上午10点半抵达嘉兴。王会悟已在车站迎候，把代表们领到南湖渡口狮子汇，上了预订的游船。

　　南湖位于嘉兴城南，又名鸳鸯湖，湖中建有烟雨楼，有历代名家留下的墨迹，是游览胜地。当天，阴有小雨，湖面上游船不多，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撑到比较偏僻的水域。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把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中午，代表们在船上吃午饭，饭菜是事先预订的。下午，湖上游船逐渐增多，湖面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一派喧闹。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汽艇，大家以为是政府的巡逻船，暂时停止了开会。后来才知道是私人游艇，于是又继续开会。

　　上海会场出事后，代表们都主张缩短会期，以一天时间结束会议。所以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从上午11点开始后，大家都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任务的决议。会议通过《纲领》明确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纲领》的组织部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形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问题上，纲领草案中原有一条：共产党人不得担任资产阶级议会或政府的议员或官员。

　　会议通过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强调以产业工会为组织工会的主要形式。在讨论到对南北政府以及对孙中山的看法和应取的态度时，代表们再次出现意见分岐。一些人认为，孙中山从成立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应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也有代表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最后决定将宣言草案和代表们的意见交中央局和马林会商决定。《宣言》最终也没有发表。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的背后却也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浙江先进分子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并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成员，最终促使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