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晚上，由于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的会场受到搜查，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此时，党的一大能否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党能否正式诞生，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

　　一大代表转移为何选嘉兴

　　为了确定新的开会地点，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商量。当时考虑续会的地点，一是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二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由于上海党组织中浙江籍人士较多，而且大多在杭州生活过，所以首先就想到了熟悉的杭州。陈潭秋曾回忆说：“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由于西湖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建议未被采纳。

　　（1）李达之妻王会悟的建议

　　此时，具体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建议到浙江嘉兴南湖开会，租一条游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人，少年时曾与沈雁冰（茅盾）同窗求学，从辈份上来说还是沈雁冰的表姑母。五四运动前后，她在嘉兴女子师范预科读书时，爱读《新青年》而常与陈独秀、恽代英有书信往来。预科毕业后，担任《妇女声》编辑，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1920年，王会悟和李达结婚，同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会议后，李达把会议选址、寄发会议通知、安排与会代表食宿等会务工作都交由王会悟办理。王会悟在嘉兴读过书，对嘉兴情况较熟悉，而且嘉兴距离上海不过百余公里，乘沪杭线火车不超过3个小时，当天就可以来回。于是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决定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2）张国焘的回忆

　　对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过程，部分当事人后来都有较详细的回忆。担任一大会议主席的张国焘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待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王会悟非常热心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

　　（3）包惠僧的说法

　　一大代表包惠僧说：“当夜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在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的住宅，李达也住在此处）。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游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只大船，尽一日之辰来结束这个会。……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同志）是嘉兴南湖人。带她去当向导。此处风景甚好，游人并不多。我们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此外，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李达、陈潭秋、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在回忆中也都讲到了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情况。由此可见，一大在上海开幕、在嘉兴南湖闭幕这个问题是没有争议的。

　　南湖会议争议最大的是开会日期

　　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研究中，争议最大的是开会的日期。南湖会议在上海的会场遭到搜查之后不久召开，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具体的日期目前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说法并存。

　　（1）7月31日说的主要根据是：董必武1971年的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刘仁静1979年的回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包惠僧1953年的回忆：“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周佛海1943年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回忆：“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到了嘉兴”。根据以上回忆，7月30日晚上海会场出事后，第二天到嘉兴南湖开会，当是7月31日。

　　（2）8月1日说的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开会，“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董必武和张国焘的回忆是一致的，都是上海会场出事后隔了一天到南湖开会，因此南湖会议的日期是8月1日。

　　（3）8月2日说的主要根据：是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的回忆，她在1959年的回忆中说：一大会议“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她一直坚持这一说法。持此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她的回忆应该更为可信，她所说的“两天以后”就是8月2日。

　　（4）8月5日说的主要根据：是1972年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斯穆尔斯基的这封信是1921年10月13日写的，其中明确写道：“自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此信是1921年10月13日写成的，距一大闭幕仅60多天。从信件内容看，它对一大开幕日期的记载是准确的，对代表人数、代表的党员人数和会议上产生的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的记述，也比较接近事实。这封信是研究一大南湖会议日期唯一的文献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可信度应该比各种回忆更可靠。

　　（5）南湖会议的日期有待深入研究：上述关于南湖会议日期的4种说法，各有依据，也各有漏洞。除8月5日说有明确的文献依据外，其余3种说法都是根据后来的回忆推断出来的。这些回忆的时间离一大最近的也有8年，最远的达38年。更何况一些回忆互相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在不同时间的说法自相矛盾，如董必武在1929年的回忆中说南湖会议日期是上海会场出事后“隔了一日”，1971年的回忆中说是“第二天”。所以仅凭回忆来确定会议日期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8月1日或2日的可能性又如何呢？据上海《申报》1921年8月3日报道：8月1日下午5时许，“南湖中之避署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有三人。”8月4日《申报》继续报道说，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电话线的抢修作业一直持到2日夜。但是与会代表对暴风雨都没有印象，所以8月1日和8月2日说值得怀疑。

　　那8月5日说是不是就无懈可击了呢？也不是。一是从常理上来说，上海会场出事后，代表们都急于想快点结束会议，一直拖到8月5日才去南湖开会似乎说不过去；二是根据陈公博的回忆，他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就带新婚妻子到杭州游玩，玩了两三天后回到上海，周佛海告诉他会议已经在嘉兴南湖结束，由此推论南湖会议结束当在8月5日之前。三是日本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认为斯穆尔基斯所说的会议闭幕日期，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打给伊尔库茨克的电报所说的大会进程，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月23日到8月5日的预定日期举行了。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还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得到大家的公认，还有待深入研究。

    出席南湖会议的人员也有争议

　　（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南湖会议没有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