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毛泽东经常到他家借书请教，师生俩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思想，向他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他的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畅谈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充溢着少年毛泽东的心，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在李漱清那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第五位私塾老师是毛麓钟。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也感到毛泽东天分极高，对他格外看重。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麓钟本人十分喜欢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作了许多诗词习作。在毛麓钟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毛麓钟还在思想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毛泽东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毛泽东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在长达五年的师范生涯中，毛泽东为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在这里，有三位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一位是杨昌济。

　　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乃“长沙大儒”，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十年。归国后，多次辞谢为官从政之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为防止学生眼高手低，他又要求学生要办事“精细”，否则“小不谨，大事败矣”。他鼓励学生要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地阅读进步刊物，很快他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杨昌济还特别提倡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凡人欲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很注重意志的锻炼。据说杨昌济每天都用冷水来洗澡，无论是春夏秋冬。毛泽东洗冷水澡的习惯应该是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

　　第二位是徐特立。

　　徐特立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农民，曾经留学日本。徐特立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第三位是袁仲谦。

　　袁仲谦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袁大胡子”，湖南新化人。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袁仲谦教授毛泽东古文长达五年，但是当初毛泽东不喜欢他这个老师，袁仲谦也不喜欢毛泽东这个学生。原因是毛泽东认为袁老师保守专制，袁老师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袁老师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渐渐的，毛泽东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生而又诲人不倦且国学功底深厚；袁仲谦也看到毛泽东勤奋刻苦，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十分用心，两人最终尽释前嫌。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

　　（本文摘自《魅力毛泽东》　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