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是审核管理机关，是在应征的设计方案竞选中担任裁判的角色，按规定是不应该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征稿的。

　　周总理“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的指示

　　因为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之际，我就有了将万人大礼堂、大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建筑用“千步廊”联结的想法，所以我坐到设计图板前，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就是一个“五段式”的建筑轮廓。

　　设计院的佟铮在和我一起看方案展览时，曾几次念叨说：“我就喜欢青年式的（指柱廊式），有朝气……”他的念叨，使我记起了恩格斯一段有关建筑的文字：“希腊建筑像晴朗的白天，哥德建筑像朝霞，而摩尔人的建筑像星光闪烁的黄昏。”我当时想：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建筑学，这几句话也并非建筑专业的经典之论，但它从常人的角度说出了内心对不同艺术风格的建筑的审美感受。柱廊式建筑风格给人以“晴朗”而平易近人的感觉，人民大会堂是“人民的殿堂”，它的政治性格特征及新时代建筑纪念碑的求诉，都要求它必须给人宏伟庄严、明朗开阔而平易近人的气势和风貌。

　　周恩来总理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以人为主，物为人用”。这些指示，启发了我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着手，不拘一格地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以达到既庄严明朗又平易近人效果的目的。

　　“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

　　虽然，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在其中，它来自在清华学习期间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兼容比较；梁思成等师长的教诲：“气韵生动”为最难达到的上品，因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传神；“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等言及中国历代西安周围宫殿都城气势的文字以及自己在数年设计实践中对理论的习得与思考。人民大会堂和国宴厅，应凸显时代的胸怀和气势。在我的设计过程中，不断涌出的就是这些潜意识。

　　外交部礼宾司认为原宴会厅设计像大灶食堂，有损国家尊严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之所以能这样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我们参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反而说：“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会花钱，敢不敢花钱。”

　　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如何面对已有方案的正、误、得、失，如何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如何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如何统筹考虑不拘一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手段，如何尽可能地统一方案评选中发现的各种矛盾。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方案都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

　　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

　　周恩来总理曾建议，万人礼堂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

　　在我没进入实际设计时，想象中的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当时绝大多数建筑师在面对人民大会堂设计这样一个光荣任务时，都不会首先考虑到西方古典建筑中去找借鉴和灵感，而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首位。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先存的倾向和意念，所以在看第一轮设计佟铮对一个三段式方案表示欣赏时，我并不以为意。然而，真正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当我做出了“五段式”构架后，才感到传统的屋顶已经很难适应了。

　　人民大会堂毕竟是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这个广场的重心无疑应该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整个城台的宽度约为120米，城楼的宽度才不过60米左右，“五段式”的人民大会堂的宽度近340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筑上做传统大屋顶，做小了，等于大体量上扣一顶小帽子，不仅没有气魄，而且很不谐调；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显超过33．7米的天安门城楼顶脊兽吻，庞大笨拙不说，整个广场的重心就将旁落一侧，这是设计的大忌。因此，我决意突破窠臼另觅出路，放弃了大屋顶的最初设想。

　　周恩来总理曾对万人礼堂的形状提出过他个人的倾向，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的。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万人礼堂都被设计成贴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

　　但在对“卵形”礼堂做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做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遮挡后排座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的视线。我发现欧洲的剧院大都是“卵形”的，这种剧院中的挑台都是包厢，如果照此办理，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万人礼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

　　冯佩之局长对我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

　　平面体形轮廓调整好以后，我熬了个通宵，画出了西北、东南两个透视图。向东的立面中间一段，为11间柱廊加两个半封闭的末间。由于开间多，所以只明间加宽，为了避免末间实墙既宽又重的感觉并利于采光，在实墙的中部开了菱花空格。但在后来做施工图时，菱花空格被精简了，故而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中段两侧的实墙显得过分凝重，就在这里各加了一块标语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边的标语牌被取消了，凝重感又显露了出来。

　　我将方案上交后的第二天，规划局局长冯佩之来到办公室，见到我就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我记得当天是星期日，因刚刚赶完图，一个人在办公室的图桌上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上班，赵冬日、沈其二人匆忙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我按照自己设计的“五段式”方案，立即赶出一套l：400平、立剖面图，作为初步设计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以便在此基础上做技术设计和施工图。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彰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彼时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多数国人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尚未“而立”的年轻人。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1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