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前后南京市民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们在南京遭遇疯狂暴行后的无助。基本上来看，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南京市民，他们没有对入侵者的暴行进行普遍有规模的主动反抗，也没有成立任何自我保护或救助的相关机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事实上，南京普通民众的心态情况与中外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战争暴行中被害方民众的表现相类似，更何况日军行为空前残暴，令人无法正常思考及其应变。

　　■中国最高军事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混乱状态、失去有组织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从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沦陷后民众陷入了一种毫无组织的混乱状态之中。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马振犊：国民政府当局战前因淞沪战败所陷入的混乱状态，最高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直接导致了南京军民对于战争认识的模糊，这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毫无组织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我军从淞沪战场撤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从蒋介石开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战略争论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未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战意图，而且不能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观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在蒋介石个人坚持要守城的主张之下，时任训练总监闲职的唐生智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南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借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

　　孙宅巍：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没能把8万多中国军队有组织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卫战之前，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

　　邢烨：这样做，按照唐生智的说法，此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则是无望。没有客观合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转后我守城部队陷入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马振犊：市政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很大缺陷。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目标而卷入战火，市政府也做了不少抗战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具结，实行五户连坐，以防止汉奸间谍；为保证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员会，组织供应物品；城市交通、供电等系统也基本稳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但实际上，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措施是有限的，许多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而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宣传活动远远不能覆盖南京当时的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大批涌入的各地难民。沦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外国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三万担大米，一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之后再没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就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邢烨：另外，普通市民自身缺陷，误信宣传。持续的空袭、政府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让市民麻痹大意。南京在12月13日陷入敌手，但南京受到战争的冲击却是早在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空袭警报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这种状况的持续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惧的神经，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厌恶感，从而使得他们产生了盼早日结束这种威胁的强烈愿望。他们错误地认为，在日军占领南京城后，空袭就会结束。而守城战发生前夕，中方当局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开动宣传机器。一方面，军事当局对于战局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使人们认为南京城有足够的时间调度兵力守卫京畿，南京号称“固若金汤”。

　　市民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及受到媒体的宣传引导，致使他们对战争的严酷性产生了麻痹情绪，对可能到来的暴行认识不足，反应迟钝。

　　另外，普通市民还轻信了日本人的伪善宣传。在城陷之前，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在城内各处，日军张贴了大量的布告和招贴画，宣传日军的“亲善”政策。一些市民轻信这些伪善的宣传，天真地认为日军会遵照国际公约而不会伤害他们，因此许多难民包括部分军人都采取了与日军“配合”的态度，希望避免抗争带来对自己的损害。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建立“安全区”的外国人，凭着个人的一腔人道主义热诚以及大无畏的精神，与日军周旋，在南京沦陷最初的几周内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

　　主持人：从《南京！南京！》中我们还看到，南京沦陷后，由外国人建立的“安全区”，使不少难民逃过了侵略者的屠杀？那么，当时南京安全区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马振犊：南京安全区是受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发而由在南京的外国人士发起组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充分发挥难民区的安全保护和救济等功能。然而，因为没有上海南市难民区特殊的国际背景，南京“安全区”始终没有得到日军承认，无法对日军起到牵制、约束作用。但在客观上，建立安全区的外国人凭着个人的一腔人道主义热诚以及大无畏的精神，与日军周旋，在南京沦陷最初的几周内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安全区的诞生，在中国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市民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南京安全区虽然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相对来说，难民维持生命的粮食、燃料以及卫生防疫等方面在此都有最低的供给。当日军来到安全区施暴时，外籍人士也会挺身而出，尽力保护难民不受凌辱和屠杀。但是，也应该看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友好人士，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留在南京救护难民，日夜奔波，为难民们争取一点有限的生存和生活权利，但他们的庇护毕竟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大多数难民。

　　孙宅巍：对于外国人建立的安全区，有人提出“安全区并不安全”的说法。这种说法如果意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用来贬低安全区的作用，则是不可取的。虽然在安全区内也时常发生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暴行，但是从宏观方面来说，外国人建立的安全区，在保护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方面，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有没有安全区大不一样，没有安全区，南京人民的灾难不知要加重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