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中国战俘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只给三碗稀饭，穿的衣服都是从死难者身上扒下来的。一九四四年冬，我看到很多战俘赤着脚扫雪，脚都冻烂了，实在不忍心，便发动战俘拣破衣。我自己又通过孟庆复弄到一些擦机器的破布，又弄了些浆糊，打成“袼褙”，准备做鞋。结果被老佐滕发现了，汉奸工头陈明远也趁机给我造舆论，说我经常接近八路军俘虏，因而引起了鬼子的怀疑，将我关了起来，幸亏翻译官李子贤从中说情，才获得释放。

　　穿针引线传信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借回家过端午节之机，巧妙地将孟庆复等给党组织的信缝在鞋底下，瞒过了鬼子的严密搜查，送到城工委交给了李万顺。经过研究，城工委给他写了回信，指示他们“要变当囚犯的思想为当地下先遣军的思想”，把同志们联络团结起来，利用合法的形式，积极开展狱内斗争。同时，规定了联络的代号为“一O三”。九月，我回家过中秋节时，又把孟庆复等给城工委的信带出。城工委在复信中决定建立狱内小组，指定孟庆复为组长，夏方明为副组长，具体领导狱内的斗争。以后，李万顺还化装成孟庆复的表兄来“新华院”直接联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六五”指示的精神，捐示他们要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活动范围，积极争取国民党被俘人员中的爱国官兵，为里应外合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我的父亲也受城工委的委托，以看我为名来“新华院”送过几次信。这样，就保证了狱内与城工委的联系，使狱内斗争能够按照党的要求开展起来。

    变“营救”为助争自由

　　我打入“新华院”时，党组织曾指示，要寻找时机把同志们从这杀人的魔窟里营救出来。可是，到了“新华院”一看，警备森严，岗哨林立。围墙、壕沟，铁丝网、电网，层层迭迭，要组织越狱，确实困难重重。一九四四年秋天，我被俘的三名同志(据说是鲁中区的)曾越狱，结果只有一个同志逃出,另外两个，一个被电网电死，—个被鬼子抓回，捆在旗杆上，让狼狗活活地咬死了。为了完成营救同志的任务，我想了很多，还造了一些假“良民证”，但都无济于事。因为我被俘人员都是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活动的，个人根本就出不了大门，正在我踌躇莫展的时候，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提出了依靠我军的力量，里应外台夺取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我认为要实现这一任务，只有利用合法的形式，在狱内积蓄力量，使狱内同志能直接与党组织联系。这样就得有一个同志能够自由外出，随时与党组织保持着联系。于是我便认真地分析了狱内同志的情况，认为最有可能取得自由的是孟庆复同志。他被俘时穿的是农民服装，进入“新华院”以后，一直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只承认是农民，外出做木匠活被捕的，而敌人也信以为真，放松了对他的控制。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向李万顺汇报以后：他即表示赞成，并与我一起研究了帮助孟庆复取得自由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与此同时，党组织也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孟庆复，指示他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合法的形式，争取敌人的“信任”，配合党组织，早日取得出入“新华院”的自由。

　　任务确定以后，我就从各方而为老孟周旋，千方百计地为他取得自由铺路搭桥。我首先争取团结了指导工张景田、曲子清等，让他们在鬼子面前为老孟说好话，说他干活怎么怎么的好，又怎么怎么的听话守纪律，……同时，我又买通了翻译官李子贤，请他帮忙。孟庆复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通过巧妙的斗争，取得了田代和老佐滕的“信任”，为争取自由创造了条件。这样，经过近半年的周旋，盂庆复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取得了出入“新华院”的自由，并借买菜种的机会回了家．向城工委的负责同志系统地汇报了狱内斗争的情况，随后又根据城工委的指示返回“新华院”，按照“六五”指示的精神，组织地下先遣军，准备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我军收复济南。

　　挑起敌人的矛盾

　　为了笼络人心，分化战俘队伍，日寇允许取得“自由”的战俘外出看戏，日军头目田代还公开许诺“犯人”看戏不用买票，如果不让看，打死几个也没有关系。当时维持治安的宪兵队、执法队多是汉奸。他们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市民们见了是敢怒而不敢言。每当我看到他们欺压老百姓时，也是义愤填膺，憋着—肚子气无处发泄，而鬼子的许诺却给了我出气的机会。于是，我就利用带领战俘看戏的机会，挑动战俘与宪兵队、执法队打架。宪兵队、执法队要战俘买票，而战俘就说没有钱，不让进就硬往里冲，以致发生械斗。在大观园、天庆、北洋等戏院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北洋大戏院。四十多名战俘，手持木棒铁棍与宪兵队、执法队打了起来，当场打死了两个宪兵，把尸体扔到天桥南的大沟里藏起来。同时，我又趁混乱之际，放走了十七名战俘。事后，田代把带队的指导工叫去，追问“十七名苦力哪里去了?”我们就按事先约好的口气齐声说：“被宪兵队抓去了！”这一来可热闹了，“新华院”的鬼子到宪兵队去要人，宪兵队的鬼子又到“新华院”去要人，双方互相争骂，几平要动起武来，后经日军参谋部调停，才暂告罢休。

　　撤 出

　　鉴于孟庆复取得了出入“新华院”的自由，而我在一九四四年冬组织战俘做鞋中，又引起了工头陈明远的注意。陈明远原为三番子头目，为培植自己的势力，便在指导工中组织了一个名叫“安清道义会”的反动组织，专门监视我被俘人员的活动。为了拉我，也“请”我参加。经请示党组织，我没有参加，他就怀恨在心，到处给我造舆论，说我专门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俘虏，挑拨我同其他指导工的关系。于是，城工委便决定我撤出“新华院”。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掩护孟庆复和狱内党小组的活动，我又给翻译官李子贤送去了五十元和其它礼品，让他替我在鬼子面前造舆论，说陈明远欺负我，因此，我不愿在这里干了，要走等等；同时，我也有意找碴，与陈明远吵架。因陈明远不懂日语，在鬼子过问时，李子贤就从中为我帮忙，田代也就信以为真了。这样，我便借机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平安地撤出了“新华院”，到山水沟街元祥织布厂做工，负责孟庆复与城工委的联络工作。

　　黄金和军火

　　我在“新华院”时，战俘于洪林和孙立贤曾把我叫到织布机旁，笑着对我说：“张师傅，自你来到‘新华院’以后，对我们可好啦，在我们身上你不知花了多少钱，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决定送给你一点东西留作纪念。”。说着就把一个纸包塞到我手里，因在做工，我接过就装进衣兜里，向他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嘱咐他们好好保重身体，并告诉他们，鬼子已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啦，你们出头的日子快到了。回到宿舍，我打开纸包一看，是两块黄澄澄的金条，便又包了起来，利用星期天把它存放在元祥织布厂孙文发处保存着。原来，这金条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战俘藏在厕所里，被于洪林发现拣来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我从“新华院”撤出时，李万顺正在北坦一带为我军购买军火。于是我就取出金条，变卖后把钱交给李万顺购买军火，计匣枪火枪二十四条，六O、七九子弹若干。然后，我又利用“新华院”的“护照”，在王步云及其胞姐的帮助下，经过周村，转运到渤海区三地委(即原清西地委)长山县六区联络点，交给了城工委书记宋怡翔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