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邹平县苑城公社西丁家村人。早在抗战前我的家乡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又逐步成为我党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因此，使我有机会接触我党我军的一些同志，受到革命的教育，并于一九四一年春，由林法祥介绍参加了锄奸团，不久又脱产到长山县六区担任秘密交通员。一九四二年由韩本聪(又名李万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便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三进济南

　　一九四三年六月问，清西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宋怡行(现名宋怡翔)找我谈话，要我做好准备，到城市去从事地下工作。由于我曾在济南做过工，情况熟，所以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不久，工委委员李万顺就派我到济南了解情况，顺便买点药品等。于是，我便跟着失业工人刘成其、曲百明等来到济南，住了一个多月。开始，通过老乡关系在四里山打短工，又到辛庄卖西瓜，后来，到张庄机场去当壮工，一边干活，一边了解敌人的情况。最后，又通过关系混进关押战俘的“佛山犯人收留所”去织了几天布，在这里了解到我被俘人员的一些情况，便返回工委驻地，向李万顺作了汇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李万顺又指示我进入济南，为他打入找个住处，安排个落脚点。我来到济南，便到了北坦济安街李忠泉家。李忠泉是泰安人，由于生活所迫，兄弟三人流落济南，靠做苦力为生，拉洋车、卖菜等。我在广城织布厂做工时认识他，并结为盟兄弟。他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刻骨的仇恨。因此，当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之后，他即满口答应。于是，他的家就确定为李万顺打入济南的秘密联络点。后来李万顺搞到的一挺机枪和一支步枪，也藏在他家里，直到济南解放时才交给了政府。

　　一九四四年二月，过了春节不久，我就跟随李万顺，以商人的身份来到济南，住在李忠泉家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李家三兄弟的掩护帮助下，李万顺以贩卖木材为名，购买军火、药品等军需物资，运往根据地。安排好了李万顺的住处以后，我又通过关系，到东流水街荣庆里天丰织布厂做工，在工人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与李万顺保持着联系。

　　奉命打入

　　一天，李万顺从工委回来，约我到李忠泉家商谈工作。他向我传达了上级党委的指示后，接着说：据了解，在去年鬼子大“扫荡”中，被俘的我党政军人员几百名，现关押在“新华院”里，我们得想办法打进去，弄清这些同志的下落，寻机把他们营救出来。说也凑巧，没过几天，我到中记铁工厂去修理机器时，工厂的张经理见到我就说：“张师傅，我听人说，你的技术很高，给你找个事干怎么样?”我说：“好呀！”于是，他就把“新华院”工头陈明远托他找保全工的事说了一遍。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机会到了，但口头却说：“人家都说那个地方断了行人啦，谁敢去呀!”因为“新华院”的织布机所用的零件都由中记铁工厂供给，他怕丢了生意，便再三地向我解释说：那里的工资很高，生活也很好等等。于是我便装作推却不过的样子说：“好吧，考虑考虑再说吧。”

　　下班以后，我随便弄了点吃的，就到北坦去找李万顺。他听完我的汇报以后，当即决定，“机不可失，马上打入！”接着就打入后的工作向我作了具体布置，系统地介绍了我被俘人员的情况，还详细地介绍了韩玉哲、焦凤鸣、许宜亭、孟庆复、夏方明等同志的籍贯、年龄、像貌特征和简历。最后又与我一起研究了应注意的事项和对策，指示我：进去以后，要想办法尽快地与这些同志取得联系，打开局面。但不要暴露政治身份，以免发生意外。第二天，我就背着行李，在铁工厂张经理的陪同下，跟着工头陈明远到“新华院”去报到了。

    寻找同志

　　我—踏进“新华院”的大门，工头陈明远和翻译官李子贤就再三地向我交待：“不准与犯人讲话，不准随便乱跑”。并说这是皇军规定的纪律，谁也不能违犯。如果违犯了，就要受到重重的惩罚。陈明远分配我担任一个班(一百多人)的技术指导，主要任务是修理机器和教“犯人”织布。当时，“新华院”里关押着三、四千名战俘，在新工场劳动的也有四、五百名。在这么多的人中间，如何辨认出自己的同志呢?我反复考虑，必须慎重行事。如果操之过急，弄得不好，把自己的命搭上是小事，完不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让狱内的同志继续受罪是大事。因此，头几天我一言不发，认真地进行观察，看“犯人”的活动，听“犯人”的口音，从中发现有些“犯人”仍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对看管他们的鬼子、汉奸总是横眉冷眼。我就猜测，这些人可能就是我军被俘人员。接着，我又从口音中辨别籍贯。对着年龄认准后，就利用检修机器和教织布的机会，与他们接近，询问姓名、籍贯，拉家常。就这样，很快在我负责的那个班里找到了长山县桓四区区中队班长许宜亭同志。从他那里，一下子就了解到在张官庄战斗中被俘的我区中队二十四名同志的情况，其中队长焦凤鸣、指导员韩玉哲同志已被残害致死。找到了许宜亭，我的心踏实多了，觉得有了依靠，看准了的人，先让许宜亭去试探，然后我再去接近。不久便经许宜亭介绍认识了夏方明。过了二十多天，又通过许宜亭和夏方明的介绍，认识了“群众报社”的孟庆复。从孟庆复那里又了解到在一九四三年冬日寇“扫荡”时我清河区党委机关和报社被俘的一百多名同志的情况。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初步摸清了去年以来渤海区（包括原清河区和冀鲁边区）被俘的近二百名党政军人员的情况，其中直接联系上的五十七人。与此同时，我还对“新华院”的警备、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并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向李万顺作了系统的汇报，他接着就指示我：“要想办法照顾好这些同志，使他们能够安全地活下去，再寻找时机，把他们营救出来。”

　　“照顾好同志”

　　在“新华院”里，中国战俘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残酷折磨，而我被俘人员还要遭受着国民党被俘军官的欺压和勒索。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为照顾好这些同志，保证他们能安全地活下去，我首先疏通了有关人员的关系。在“新华院”，每个指导工每月发一大盒(五条)香烟。我不吸烟，就把它分送给翻译官李子贤和工头、指导工等；还用我的工资(每月七，八个日元)，根据他们各自的爱好，买一些东西送给他们。与此同时，我又主动地团结了为人正直的指导工张景田、曲子清，吴如新等，这样我在狱内活动的范围就扩大了，与同志们接触也方便了。当党组织指示我要积极帮助孟庆复取得外出的自由时，翻译官李子贤、指导工张景田等都主动在鬼子面前替老孟说好话，帮了不少忙。

　　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在同志们中间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都是以“老乡关系”进行联系的。疏通了上层关系以后，我就利用这一方便条件，在同志们中间进行联络工作，主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鼓励他们坚强地活下去。同时，我又针对狱内生活很坏，无医无药的情况，用自己的工资买一些咸菜、大葱，大蒜和常用药品等分给同志们。有的同志患了重病，我就根据病情买药送去，使其免予到病号房去送死。我党党员甘文瑞，因顶撞了“班长”就被送进病号房去丁。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急忙为其奔走，找翻译官李子贤等说情讲话，经过六、七天的周旋才救了出来。结果仅六、七天的时间，甘文瑞同志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见了面我都认不出来了。就是这样，我在“新华院”一年多的时间里，所得工资，除了自己的衣食之外，都用在同志们身上，使不少同志免遭日本法西斯的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