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孩子们回家，毛泽东有时委托机要秘书，有时委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外交部亚洲司有一位干部叫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造成浪费，影响不好。毛泽东很重视，立即将来信转批给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客车，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中央直属各大部也都派大轿车在周末集体接送子女。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刘允真）和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结伴，每次搭乘中宣部的班车，在经过中南海北门时下车。

　　学校鼓励孩子们从小自立，不用家长接送，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就在其中。他们有几次甚至是从学校一直步行到家的。

　　虽然育英小学的生活条件很好，但是崇尚俭朴、反对铺张的校风代代相传。同学们身穿打补丁的衣裤司空见惯，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人人都会自己动手补袜修鞋，袜板和针线包是育英子弟走遍天涯随身必带的传家宝。

　　北平刚刚解放时，周围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安全，学校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平时绝对不允许孩子外出。外人接送孩子必须有盖公章的介绍信，名单上没有姓名的孩子，即使明知是某单位职工的子弟，既不准离校，也不让探视。

　　负责看守大门的，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山西老红军张老伯。他忠于革命忠于党，执行纪律一丝不苟。不符合规定，在他面前绝没有任何通融。

　　陈毅有一次到北京开会，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结果就被那位不讲情面的老红军挡在校门外。任凭你说破大天，就是不让进去，让乘兴而来的陈毅吃了一个闭门羹。

　　下午开会时，陈毅拍拍名誉校长杨尚昆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得知原委后，感到过意不去。无奈会议一结束，陈毅就必须赶回上海，只能“下次再说了”。

    六、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回国

　　1950年秋天，育英小学迎来50多个来自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他们就是电影《红樱桃》中描写的那一批革命先辈的子弟，父母都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党中央对他们极为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局势一稳定下来，就把他们接回祖国，送进了育英小学。

　　他们回国后朱德、任弼时、林伯渠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接待了他们，合影留念。

　　他们中间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邓发的女儿邓金娜、曾三的女儿曾芳兰、萧三的儿子萧立昂和萧维嘉等人。由于在苏联长大，生活习性，甚至语言都已经完全苏联化了。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中文补习班，请来了翻译，建立了西餐厅。最重要的是尽快帮助其中一些孩子找到他们的父母。韩作黎校长熟悉这些情况，那也是费尽周折，花费了二三年才告结束。亲人相认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有的父亲或母亲牺牲了，另外组织了家庭；有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千里迢迢赶来。孩子长大了，他们之间已经不相识，语言又不通，相见时只能久久地拥抱，泣不成声。还有的孩子父母亲都已不在人世，或者没有留下线索，始终没有找到亲人，成了真正的孤儿。不过令人宽慰的是，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来到了育英小学，老师和校长就是他们的父母，同学就是他们的兄弟，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们长大以后写回忆文章，题目就是《韩校长是我们最亲的人》。

　　这些孩子们都非常争气。当中文补习到一定程度以后，年龄大些的孩子又回到苏联上大学。年龄小的孩子则留在育英小学学习。年龄半大的28个孩子，程度相当于中学，被送到哈尔滨中长铁路苏联学校用俄文继续学习，准备将来去苏联上大学。送走这28名学生后，韩作黎校长满怀深情地说：“咱们今天又送走了28个布尔什维克。”

　　中直育英小学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接纳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就读。他们毕业后有许多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长期留在了中国。他们长大后都把育英当成了第二个家，校长和老师是他们的亲人。

　　中直育英小学也曾有过不幸。国民党特务利用万隆会议之机，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中国代表团成员多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烈士的子女在育英小学学习。烈士子女所在班级举行了“为了和平”的班会，共同追悼先烈，激励后人。

　　七、毛主席题词“好好学习”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同志逝世，对育英小学的孩子们尤为刻骨铭心。他的几个子女都在这里上学，是同学们最要好的伙伴。他们失去父亲，同学们也如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1953年3月6日下午，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学校里顿时哭声一片。

　　老一辈革命家把江山打下来了，但他们不能抗拒自然规律，革命事业还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建立。1950年6月10日，育英小学建队，第一批入队的是13名年龄最大的同学。新队员们为能佩戴用烈士鲜血染成的红旗的一角而感到自豪。

　　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中直育英小学都派出代表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观礼。1952年国庆节，育英小学学生李莉莉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主席献花。

　　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加入少先队就意味着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接革命的班，靠的是忠诚和知识，是“红与专”。在中直育英小学，从来没有将“红与专”对立，他们把二者看作一个统一体。这里没有“品质恶劣”的孩子，只有学习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这是少数孩子迟迟不能加入少先队的主要原因。

　　育英小学学习空气浓郁，人人力争上游，还来源于领袖的殷切期望。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毛泽东主席通过他的女儿李讷，送给育英小学一个珍贵的礼物。他亲手书写了“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的条幅。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制作了玻璃镜框，把它高高悬挂在校部大厅里。韩作黎校长号召全体师生，以此为鞭策，好好学习，长大了成为毛主席所希望的接班人。

　　育英毕业生升入市重点中学的比例最高，全凭自己的实力。50年代，领导干部作风正派，走后门谋私利的现象极少发生。学生升学和入学只看成绩，不靠关系。少数未能升入志愿学校的学生中，就有当时北京市主要领导的孩子。

　　“好好学习”不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它同时还强调高度的思想觉悟、高尚的道德情操、远大的革命理想。卓娅、马特洛索夫、董存瑞、黄继光……都是孩子们心目中的榜样。

　　在育英小学没有沉重的课业负担，不感到升学的压力。孩子们无忧无虑而又充实有意义地生活着，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是当时最大的特色。

　　胡乔木同志有一次来参观学生成绩室，他提出要把对学生爱祖国、爱科学的教育结合好，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参加进来。能动手就自己动手，使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学校为此组织了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小组。木工组、模型组、米丘林组、动物组、气象组、舞蹈队、合唱队……培养孩子们广泛的兴趣，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

　　育英小学特别重视开展体育运动。拥有全国唯一一座小学室内体育馆，学校提供了所有当时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条件和最充足的运动器械。田径、球类、冰上运动都有上好的成绩。女生和男生同场踢足球，在建国初期就开创了女子足球运动的先河。

    八、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

　　共产党一夺取政权，就面对供给制与薪金制两种分配体制并存的局面。入城之初，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工人都发放工资，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原则上“原职原薪”。工资中包含维持家属生活的各项费用。而共产党军政人员却仍然执行从解放区延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所谓供给制，是吃穿用都由公家定额配给，每月发给差额不大的津贴。表面上衣食无忧，却只能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其微薄的津贴不包括负担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只能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集体过供给制生活，统统由公家管起来。干部子弟学校是供给制的影子。只要供给制还存在，干部子弟学校就无法取消。解放初期，全国地级以上单位，差不多都分别或联合建有党、政、军系统的子弟学校，执行统一的组织和财务制度。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供给制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时难以接受薪金制。朱德说：“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火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毛泽东说，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首先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最终导致供给制取消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恰恰是供给制自身。单位不论大小，都要有一个维持供给制运转的编制，他们不创造却大量地消耗着财富。全国总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给制与薪金制两种分配体制并存的局面。入城之初，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工人都发放工资，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原则上“原职原薪”。工资中包含维持家属生活的各项费用。而共产党军政人员却仍然执行从解放区延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所谓供给制，是吃穿用都由公家定额配给，每月发给差额不大的津贴。表面上衣食无忧，却只能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其微薄的津贴不包括负担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只能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集体过供给制生活，统统由公家管起来。干部子弟学校是供给制的影子。只要供给制还存在，干部子弟学校就无法取消。解放初期，全国地级以上单位，差不多都分别或联合建有党、政、军系统的子弟学校，执行统一的组织和财务制度。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供给制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时难以接受薪金制。朱德说：“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火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毛泽东说，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首先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最终导致供给制取消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恰恰是供给制自身。单位不论大小，都要有一个维持供给制运转的编制，他们不创造却大量地消耗着财富。全国总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命令，将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国务院命令的颁发和执行，郑重宣告供给制成为历史，干部子弟学校体制走向了终结。

　　从1955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新生报到时须缴纳学费。学费由课本费、学杂费两个部分组成。如果有条件继续实行寄宿制，应增加伙食、住宿等相关联的费用。从1956年开始，全国所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整个儿建制，包括人事关系划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改称北京育英小学，划归海淀区教育局管辖。韩作黎被任命为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兼党组书记。新的入学条件是革命遗孤烈士子女，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父母到边疆工作、无人照顾。必要时也可以考虑就近入学。

　　转轨之后，供养子女继续上寄宿制学校，对于大多数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甚至最高级别的干部，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少人1955年9月1日刚一开学，就把子女转到城里上普通学校了。其中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等人。而有些人，比如胡绳的儿子胡伊朗等，则改为走读。

　　取消供给制受影响最大的是众多烈士遗属。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家庭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自己克服困难，不向组织上伸手。以秦邦宪的遗孀张越霞为例。50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职务，单靠自己的工资，难以供养6个子女。于是杨尚昆亲自出面，为每个子女申请到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后来有关部门查出有人贪污了博古的一笔稿费，追回将近1000元钱，组织上将这笔款子转给了张越霞。她拿到这笔钱后，主动把孩子们的生活补助额度退了。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掀起过一股“砸烂干部子弟学校”的巨澜。干部子弟学校身背“脱离群众”和“特殊化”的骂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都以为那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许多老师因此受到冲击，遭受严重的人身侮辱。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老师更是被戴上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的大帽子，整得死去活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打砸抢的机会，肆意劫掠公私财物，几乎使学校的珍贵财产和文物损失殆尽。

　　此后北京育英小学又曾数次易名。从1972年起扩建，招收了中学生，学校定名为北京育英学校至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为它题写了新的校名，悬挂在学校正门。

　　中直育英小学从创办至今已经60年了，它的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当中既有国家的部长、省长、书记、将军，也有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作家、学者、医生、外交官、公务员、工人、农民。不论职务高低，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九、韩作黎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边区造”特色

　　育英小学的孩子们从小就牢牢记住，自己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学习知识，将来要把一切都献给劳苦大众；同学间不问父母是谁，没有攀比父母职位高低的风气；孩子们从小就关心天下大事，怀抱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孩子们从小就爱护集体，团结得像亲兄弟，学校就是家；孩子们从小就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不懂得趋奉和世故，不惧怕权威。

　　这就是育英小学的校风，从每一个毕业生身上都能感受到这种共同的品质。

　　学校作风的养成，来自它的带头人。1997年5月11日举行了“韩作黎教育思想座谈会”。众多昔日的教工和学生到会祝贺，也包括两位主席的女儿：李讷和刘涛。韩作黎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边区造”特色。而用学生们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一个字，那就是“爱”。

　　曾生将军的儿子曾世平出奇地调皮，连薄一波、叶剑英、廖承志都有所耳闻。一天晚上熄灯后，他带着几个同学，翻墙到邻近的中央警卫团看电影。老师们发现孩子失踪，异常焦急，全体出动，四下寻找。班主任杨树民老师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严肃提出批评。曾世平毫无悔意，竟然挥手重重地扇了杨老师一个耳光。面对如此的粗野和无理，杨老师强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还手，平心静气地把他送回了宿舍。曾世平等人为此受到韩校长的严厉批评和处罚。

　　1960年，曾世平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学习。回广州过暑假途经北京，他特意返回母校找到杨树民老师，庄重地向他致以军校学员的敬礼。他为自己当年的错误在内心歉疚了10年，诚恳地请求老师接受他迟到的道歉。杨老师以他真诚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这种爱在每一位教职员工身上都能找到。这就是韩作黎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涛涛和丁丁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刘少奇曾经作为家长到学校视察过建设情况，参观了整个儿校园。1954年12月24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又把两个孩子的班主任郭象慧和王衍茹老师，还有校长韩作黎请到中南海，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教育质量的好坏，现在固然可以看出一些。但真正要看出来，还在10年、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的表现如何。如果表现好，群众拥护欢迎，那就是你们的教育质量好。你们要经常注意，不要叫人家10年、20年以后来清算你们的教育思想。”

　　就这样，韩校长把自己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们课堂上和课堂外的表现，都上升到“教育思想”的高度。他认为真正成功的教育是树立人生观的教育，是对学生一生负责的教育。

　　中直育英小学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哺育在中央办公厅的襁褓之中，奔走在崎岖的行军路上，跟随党中央一同来到北京。直到现在，育英小学的同学们仍然坚持每年都聚会，重温母校的历史，鞭策着自己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