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我由中共青岛地下市委被调到济南市，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济南市党的组织。

　　当年在韩复渠、张苇村两贼统治下的济南，阴云密布，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特务密探遍及大街小巷。韩复榘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在蒋冯阎大战前，被蒋介石收买倒戈投靠了蒋介石，即刻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官与冯阎作战。一九三O年十月，又被蒋家政府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仍兼国民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虽系粗犷蠢材，但却颇具野心，想把山东经营成他称王称霸的永久地盘。为此，他以高价收买“人才”，网罗了一群文武帮凶。在文人雅土中，有两个被山东人民称为韩贼的“左弼右相”，这就是曾在西方留过学的秘书长张绍堂和教育厅长何思源。鲁迅先生斥责过的“能言鹦鹉毒于蛇”，正是张、何之流的丑像。然而，韩复榘毕竟是一名投降的将军，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担心他与冯玉祥藕断丝连，会生后患，而且，山东地处津浦咽喉，一旦出事，就会危及蒋家王朝的安全，因此，又委任张苇村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监视和牵扯韩复榘的活动。为了稳住山东的地盘，韩复榘的文臣武将便为其出谋划策，一方面对共产党要狠，以此来减少蒋的嫉视；一方面要提防蒋介石、张苇村暗中算计。为了博得新主子的欢心，韩贼公开拥护蒋介石的“灭共剿匪”政策，并在山东境内大肆搜捕和屠杀我党地下干部和党员。他特意从我党的叛徒中挑选了一批打手，建立了一个密布全省的特务网，专门从事对我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活动，为首的就是济南市公安局长王恺如。王贼原系中共党员，以后叛变投靠了韩复榘，用两只血手，换取了济南市的公安局长。为表明他对韩复榘的“忠诚”，凡是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都要亲自审讯，所用刑具，堆积如山。究竟有多少我党地下志士在他的刑具下丧生，谁也无法统计出—个具体数字来。张苇村系国民党山东的元老之一，曾出席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四一二”大屠杀后，背叛革命而投靠了蒋介石。为了与韩复榘争夺山东，他以蒋介石为靠山，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体系，其魔爪直伸到乡村僻壤，侦破我党的地下组织，同时，也兼负监视韩贼活动的责任。

　　张、韩之间虽有矛盾，但对付共产党却是一致的。因此，我地下党组织经常处在韩、张密探的夹击之中，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党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当我和妻子陈桓乔来到济南的时候，全市已经没有了完整的党组织，幸存下来的个别支部和党员，也处于群龙无首、无所适从的状态。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我们仍然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认定楚图南公所讲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必定被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彻底推翻。在自色恐怖的环境中，我们开始了恢复和重建济南市党组织的艰苦工作。

　　我首先找到了原济南特支成员、山东大学济南农业试验所(东郊)职员王永周同志，并通过他的关系，以秦唯一(当时我的名字胡萍舟)的化名呈报了户口，住在县东巷一号。接着又利用王永周提供的线索，暗中进行联络。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才联系到九位同志，加上我和陈桓乔，共十一人。三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我召集这十名干部开会，研究收拾现局和开展工作的问题。到会同志对韩、张二贼恨得咬牙切齿，个个言辞激昂，使我很受感动。大家一致表示决心，与国民党韩复榘斗争到底。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首先重建了济南特别支部，我任书记，成员有王永周，姚第鸿、刘凤来、陈桓乔等。接着，又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开展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经过研究，决定改变过去陈绍禹(王明)“左”倾教条作风。我们学习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的胆大心细、稳扎稳打的马列主义的作风，拟定了新的切合实际环境的工作方法，大体是：(一)工作时间改为夜间八至十二点，以减少特务密探的注视，因为特务一到夜晚都到纬八路寻乐去了；(二)严禁在戏院影院等公共场所接谈工作，因为这些地方的密探特务很多；　(三)划定四个区，分头开展工作。商埠区(包括胶济铁路)由刘凤来负责，南关区(包括齐鲁大学)由姚第鸿负责，东关区由王永周负责；街道区由汤美亭负责，陈桓乔负责文书；我负责检查指导。

　　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我们的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失散的同志陆续回采了，情绪也很高。区属支部逐渐恢复和建立起来，党员发展到三十余名，团员也相当。但是，正在同志们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进行工作的时刻，韩复榘突然把关押在山东省第一监狱里的邓恩铭等二十二位党的重要干部于四月五日清晨，枪杀于纬八路东南草地上，其中一位女同志(按：党中央派来任妇女部长的同志，名郭隆真，在途中被特务逮捕)才出韩贼的衙门，因高呼口号，被韩贼押回狱内杀害。这就是著名的“四五”惨案。

　　消息传出，我们都十分悲痛，也更增加了对韩、张二贼的仇恨。当日夜，我主持召开了特支紧急会议，决定：(一)立即派人去青岛向省委和省互济会报告，并请省互济会派人来济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二)派人抄录《布告》，通知烈士家属；　(三)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韩复榘的罪行。同时又决定，特支成员于六日下午四时化装分组到刑场向烈士遗体告别，悼念牺牲的战友。四月六日傍晚，我们按时前去(按：王永周同志请了准假，陈桓乔是外省妇女，未去)自东而西，缓步向纬八路刑场走去，凭借着夕阳的残光，清楚地看到了二十一位战友的遗体纵横倒卧在草地上，流出的鲜血已成赭色。他们的面部表情：有的怒睁双目，有的口大张开。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在临刑时是何等的愤怒、壮烈，肯定是在高呼口号中倒下的！目睹战友的遗容，我们每个入的心中都燃烧起一团熊熊的烈火，可是，大家都按照预先的约定，把怒火强压在心头，谁也不吭一声。但是离开刑场不远，姚第鸿就按捺不住，悲愤地哭出声来。我怕有密探跟踪，暗中捏了他—下，即指挥大家散去。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场面，不是身临其境，是难以体会到当时的情感的。

　　“四五”烈士的鲜血，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也激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更加奋发地工作。我们擦干了眼泪，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踏着战友们的血迹，继续与同民党韩复榘进行更英勇的斗争。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党团组织发展的基础上，于六月初正式建立了中共济南市委。推胡萍舟任书记，祖绳任秘书长，王永周任宣传部长，陈桓乔任组织部长，刘凤来、汤美亭，小陈(原工会负责人)、姚第鸿(齐鲁大学的学生)、鲁保瑛(省立高中学生)为委员。刘凤来兼任铁路特支书记、铁路总工会主席。团市特委同时建立，姚第鸿任书记。中共济南市委的重新建立，标志着济南的革命斗争又有了新的指挥中心。

　　随着市委的建立，济南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逐渐形成高潮。六月初，胶济路济南站的工人掀起了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高潮，揭开了胶济路工人大罢工的序幕。六月十三日，胶济路济南站五百余名工人全体罢工，抗议铁路当局无故开除刘凤来等人，并提出了增加工资两成，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十余条要求。罢工风潮很快就波及到全路，青岛、张店等地的铁路工人都以各种形式声援济南站工人的斗争。在全路工人的支援下，济南站工人的斗争坚持了月余，终于迫使铁路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收回了开除刘凤来等人的成命。在团市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学生运动也日趋高涨，早在四月间，爱美中学的学生就在其他学校学生的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学校当局增加学费的罢课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广大学生走上街头，揭露日寇侵占东三省和国民党推行不抵抗主义的罪行，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