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刘仁、刘慎之派我和张一峰到保定地区开辟秘密交通线。当时刘仁分管交通处。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2初到1943年4月由我和张一峰。

　　第二阶段：1943年4月到1944年3月由我和侯儒林。

　　这两个阶段，我先后协助张一峰、侯儒林负责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同时我还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经常化装进城。

　　第三阶段：1944年3月，侯儒林调往易县，负责易县交通线的工作；保定地区交通线由我直接负责，新派来的李勤协助我。与此同时我继续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

　　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1941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城工委在《1941年城市工作总结报告》中说："上下级的交通是城市党的血管"，"在今天领导中心设在根据地的情况下，交通联络工作极为重要"。城工委在这个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独立的交通系统，强调"这是非常细致复杂的专门工作，需要相当数量的干部"，需要"从头做起"。

　　此前，城委的交通线与社会部的交通线交叉使用，敌占城市内城委系统的组织与社会部的组织也有交叉。像姚克荫本来是城委系统的，后来转到社会部去做情报工作。这种情况很容易互相影响，这家遭到破坏就必然影响到那一家。因此，北方分局决定把城工委系统与社会部系统两家严格地分开。城工委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交通线。

　　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1941年周彬、黄云派我探路，第一次进入平西根据地，走的是房山那条线；尔后钟子云派我回北平接顾磊撤离，走的是妙峰山那条线。这两条线的问题首先是实在难走，北边那条线，出西直门后，要经过青龙桥、西北旺两个敌人的检查岗哨，到前沙涧一带村庄才能和秘密交通员接头。然后穿过妙峰山前的敌人封锁线，进入山区，再穿过大村（敌人正在丰沙线修铁路）、斋堂沟、紫荆关等三道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比较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房山县和涞水县的西部山区。从地图上看，由北平到这里，距离并不远，现在乘汽车半天就到了。但是在那时，所有公路都有敌人日夜巡逻，步兵、摩托、装甲车，严密控制。来往的同志只能在夜里通过封锁线。过永定河特别困难，春季冰河开化后，船只都被敌人搜走了，我们只能拉上绳子，坐笸箩渡过湍急的河流。过了封锁线，也只能走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当时，这一趟打个来回，没一个月时间走不下来。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那一次钟子云让我改走妙峰山，就是因为发现房山这条线有叛徒告密，已被敌人注意，来往很不安全。而妙峰山那条线也不够安全，1941年4月就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海淀西北旺出发，由民兵接力带领，绕小道、爬梯田，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六天才到达斋堂。不料，敌人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了。

　　由于交通困难，有些青年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有些在北平已经暴露的同志不能及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只能在城内东躲西藏。由此而来的后果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必须迅速躲藏转移，以至有的同志曾因此而失掉组织联系。更令人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而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也不能及时汇报到城工委。

　　保定的地理环境与上述两条交通线明显不同。

　　首先，保定离晋察冀根据地比较近，这中间只在满城有一条敌人的封锁线，进出方便。满城县境大部分是平原游击区，部分是边缘山区，一过满城就比较安全了。接着往山里走，进去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平山县。

　　其次，保定是中等城市，是伪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来往人员多，城乡联系多，当时城里人和农村人穿的服装不一样，城里人到一般小县城很是惹眼，而到保定这样的中等城市则不然。保定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产品城乡交易比较活跃，小商小贩和进城买东西的农民很多。北平、天津来的人，来到保定并不惹人注目。

　　临近的山里养蜂养羊，出蜂蜜，出羊皮、羊肉，出柿子、核桃、大枣等山货，都需要运进保定进行交易，乡下需要的日用品也得从保定买回去。城乡贸易带动城乡人口的对流。我们这些人混在来往的客商、小贩和农民之中并不显眼。

　　当时说，交通线是党的血脉，血脉不通，工作很难做。有了交通线，血脉就活了。

　　我们从1942年春天搞起。我们通过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书记王国权、组织部长牛树才的介绍，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设立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我和张一峰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是秘密交通线的枢纽。

　　有了交通站，还要建立若干个秘密联络站，这样才能以点连线，构成一条秘密交通线。

　　满城县县委书记石金奎是本县郄庄人，他足智多谋，而且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人送绰号"济公"。经石金奎介绍，确定把秘密联络站建立在保定近郊的蛮子营村。我们在当地第五区区委（书记牛彬，宣传委员石金庚，区长赵锡武）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选定了秘密交通员，并以他们的家庭为秘密联络点。

　　蛮子营是个什么地方呢？

　　从保定火车站一出站口就是四里营，出四里营就会看见在火车道边上竖着个警察阁子，那是日伪警察的检查口，下火车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这里的检查。然后往西三四里地就到了水碾头村。过了水碾头村是小车村，不进小车村村里绕着从村边过去，就到了蛮子营村。这一带是游击区，蛮子营东距保定仅十四五里。我们的人白天在保定下火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蛮子营。蛮子营一带出产蔬菜、莲藕、荸荠，那里有一片一片的莲花池塘，夏季风景秀美；满眼荷花，香气弥漫。蛮子营还种水稻，稻田里唱响蛙声一片。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将是多么富庶美丽的田园啊！

　　晚上从蛮子营出发，向西经一溜庄子（包括南尹庄、徐庄、郄庄等七八个小村庄），就直接奔敌人的封锁沟了。据1942年6月7日《解放日报》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报道，晋察冀在1941年春敌人有800多个据点，到1942年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个县15个以上。在秘密交通线开辟之初，突破封锁线还是很艰难的，每次过沟都需要得到八路军或地方武装区小队的配合。那时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和驻在满城地区的第三团团长萧应棠经常派部队支援交通站。我们一般多是随着执行任务如运公粮的八路军部队一起过沟，在一批批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过沟时，第三团就派部队包围炮楼，由战士架起机枪对两边的炮楼实行火力封锁，交通站的武装交通队在中间带领过往人员穿越封锁沟。

　　那时敌人活动比较频繁，如1942年秋天刘仁派我到北平联系地下党，徐彦和我返回北平时，在东赵庄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随八路军跨出封锁沟。又如1942年底，我和高深从北平来到保定游击区，准备同地方武装区小队过沟，不巧江城的敌人突然袭击，区小队同敌人打了一阵子各自撤退，我两人只好分别返回蛮子营和辛庄，又等了七八天才随八路军跨过封锁线回到根据地。这种情况从1943年开始有了变化，八路军加强了敌后武工队的活动，拔除了敌人的一些据点，打掉了敌人的一些炮楼，有些地段的封锁沟也给铲平了，敌人的军事封锁力量有所削弱。这时，交通站的武装交通队可以单独掩护来往的"客人"过沟，敌人的封锁沟进一步被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