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1日，在延安南边的鸡加村，远远就看见搭起的许多席棚，周围彩旗飘扬，人群攒动，还不时听到喧天的锣鼓声，原来那里在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从新疆回来的100多名共产党员，这批共产党人是由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回来的。他们历时一个多月，行程近三千公里，其间波折不断，险象环生，终于虎口逃生，从新疆回到延安。

　　1937年，在全国抗日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建设新新疆，与时任新疆省主席的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随后，党中央陆续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马明方等共数百人。1942年在苏德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反动高潮的影响下，盛世才为了寻找靠山而投降了蒋介石，无耻地背叛了和共产党的统战关系，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盛世才的捕杀下，大批共产党人被关进了牢狱。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上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但国民党方面一直拒不执行协定的内容。1946年3月，张治中将军出任蒋介石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他离开重庆飞往新疆的前夕，周恩来亲自来到他的家里，拜托他到新疆后，想办法释放和护送被盛世才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延安。张治中将军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

　　1946年5月中旬的一天，陶峙岳总司令对时任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说：“张主任（张治中）要释放关押在监狱的共产党，还要把他们送回延安去，你拟一个护送计划吧”。刘亚哲当时负责军事交通工作，他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情绪，他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接到任务后，刘亚哲立刻到省政府警务处去了解情况。当时的新疆警务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机关，特务头子对刘亚哲的态度十分傲慢，这让刘亚哲当即明白：张治中释放共产党，特务机关不同意，其中一定有矛盾。后来，刘亚哲才知道了这批共产党人共有一百多人，行李不少，而且很多人还带有家眷。于是刘亚哲依照情况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护送计划，并将计划上交陶峙岳转张治中批阅。

　　护送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复，行动日期定于6月10日。出发前一天，即6月9日的上午，刘亚哲去见张治中。张治中将军握着刘亚哲的手说：“这个任务很重，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你送到兰州就回来”。刘亚哲问张治中将军说：“护送还是押送？”

　　张治中说：“当然是护送。”刘亚哲又问：“旅费怎么办？”张治中说：“实报实销，回来拿给我批。”

　　6月10日拂晓，刘亚哲带着副官李英祥一人，来到南梁第二监狱门口。护送人员陆续到齐。刘亚哲突然发现，此行的护送人员都是由军统特务机关派的，这个情况提醒他，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运送批共产党人及其家眷的10部汽车来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很有秩序地装好行李上车，离开了被关押的监狱。随后车队从乌鲁木齐出发。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艰险。特别是从吐鲁番到七角井，沿途都是一片焦红的不毛之地，而且地形复杂，两侧是连绵的山岭，公路在山谷中穿行，十分惊险。这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拦截过路汽车。刘亚哲担心特务机关派特务在途中截击，为了安全起见，他连夜去找当地驻军负责人，请求帮助。这位负责人与刘亚哲是旧友，他立即派一个连的兵力，连夜出发，沿途布岗。第二天出发时，他又派出两部装甲车前后保护，保证了这一路段的安全。六月中旬的戈壁滩，骄阳似火、酷热难耐，白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五十多度。车走不久，就出事了，车上一个女孩子因为高温而死亡。为了不影响行程，刘亚哲将女孩就地掩埋后，继续前行。这次事件令刘亚哲对车上共产党员的健康问题引起了主意。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他决定在七角井召开会议，全面了解和安排生活问题。刘亚哲知道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关押了长达四年之久，受尽酷刑虐待，体质一般都很差，而且还有不少人是在长征时期受伤致残的人员。在会上，刘亚哲宣布了伙食标准：每餐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六个人一桌，早上每人发两个鸡蛋。军需人员不同意这个标准，说这批人的旅费规定是每人每天七角钱，只能吃窝窝头喝开水。刘亚哲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切开支，由我负责报销，军需人员负责管付款和保存单据就行了。”会议结束后，他告诉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代表，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跟他联系。

　　车队出了新疆，进入甘肃到达了兰州。此时刘亚哲的护送任务已经完成，他准备返回新疆。被护送的共产党员都不同意换人护送，强烈要求由刘亚哲将他们送达延安。共产党们还联名给张治中将军打电报提出请求。五天后，张治中将军回了电报，同意由刘亚哲继续护送到延安。

　　6月25日拂晓，护送车队离开兰州，当晚在华家岭宿营。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预计明日的车子可能走不了。可是旅店经理对刘亚哲说，明天就没有水吃了，吃的水都是从山下背上来的，不管天气怎样，明天你们都得走。第二天，护送车队计划在六盘山下的静宁县宿营。距县城还有十几里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有数丈宽，无雨河无水，可以行车，一下雨，河水猛涨。这天，车行到此地，突然下起了大雨。第一辆汽车行到河心时，被水淹没了引擎，汽车熄火了。这时北侧的洪水吼叫声已可隐约听到，如果山洪下来了，停在河里的汽车将被冲走，这一车人的性命就难保，刘亚哲立刻命令停在岸边的汽车开下河去，同河心的汽车接上，一辆接一辆，搭成汽车桥，让河心那辆车上的人踏着汽车跑上岸来。果然，汽车上的人上岸不一会儿，奔泻而下的山洪将河心的那辆汽车冲得无影无踪。清点人数，还差一人，大家都十分着急。晚上，那个被水冲走的人回来了，原来他会游泳，因此逃过一劫。大家都惊喜异常。

　　平凉，是护送车队在甘肃境内宿营的最后一站，这里是胡宗南的势力范围。车队还未进城，特务宪兵就来了一大群，声言要搜查。刘亚哲问：检查什么？特务们说：检查行李。刘亚哲态度严肃地说：“不是货车，不是商车，车上都是共产党，人不犯私，行李犯什么私？不能检查。”特务们慑于刘亚哲的凛然态度和官阶，不敢再轻举妄动，只好乖乖地放行。

　　6月27日，护送车队到达了彬县，这里是陕西境内。在彬县，大家吃完晚饭后就去休息了。这时刘亚哲忽然接到胡宗南的电报，电文是：刘亚哲处长，不要去西安，到咸阳去，那里设有“招待所”。看完电报，刘亚哲顿时觉得不对，他预感到可能要出事了。刘亚哲知道咸阳是胡宗南关押进步人士，迫害革命青年，暗杀共产党人的“地狱”。胡宗南从不放过一个共产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刘亚哲意识到，如果把这批人送到咸阳，这批共产党人的性命就难保了。怎么办呢？刘亚哲正在焦虑中，杨之华来了，她是瞿秋白同志的妻子，也是参加七角井会议的党员之一。四年前，杨之华从苏联回来在奔赴延安途中，经过迪化时，被盛世才关押起来。杨之华严肃地对刘亚哲说：“刘处长，我对你有个要求，请你考虑，车上有一个病号，发烧四十多度，患的是回归热，很危险，今晚可能要死在这里，要求刘处长今晚夜行军赶到西安，抢救这个病号。他是空军人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财富。像这样的人，车上有四五十人之多。”刘亚哲听了杨之华的话，心里顿时一亮，这不正是不去咸阳的好借口吗？于是刘亚哲对杨之华说：“你先回去，我考虑这个问题。”刘亚哲也有了对付胡宗南的计策，他先以抢救病号的名义，令护送车队夜行赶往西安。然后在西安将这批人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由办事处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使国际、国内都知道这件事，有统一战线的威力和舆论的压力，胡宗南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

　　当天午夜两点，护送车队在刘亚哲的安排下到达西安。进城后，军医把病号送省立医院抢救治疗，然后车队在高登榜的带领下，开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天上午，刘亚哲决定去见胡宗南。因为不去见他，还是去不成延安。胡宗南见到刘亚哲高兴地问：“把他们都送到咸阳了吗？”刘亚哲镇定地说：“没有。因为车上有个病号，要死在彬县，我电请张主任同意连夜赶送西安抢救。午夜两点才到了西安城里，向长官部打电话打不通。如果把这些共产党摆在东大街马路上，出了事情，责任重大。我把他们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了。”胡宗南听后，马上变了脸色，气得半天不吭声，最后骂了一声：“他妈的，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刘亚哲问胡宗南什么时候去延安，胡宗南生气地说：“听通知！”回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刘亚哲打电报给张治中将军，告诉他这批人已经住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了。第二天，西安各家报纸都发布了共产党员到西安的消息。

　　一个星期过去了，仍不见胡宗南准许去延安的通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刘亚哲内心十分焦急，但表面上却很镇静。刘亚哲知道，张治中将军了解这个情况后，一定会设法叫胡宗南放行。况且这个时候，周恩来在重庆，也会同蒋介石进行交涉。直到7月7日，胡宗南才同意放行。这一天，刘亚哲到了参谋处，拿到胡宗南给他的代电，内容是：“奉侍字00号，准派刘处长亚哲护送新疆释放的共产党人到边区鸡加村，克日出发。胡宗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