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起义后，他原先所属八大队主管“政工”的干部经常到我家里，要我“交待”，询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善本到哪里去。我就对他们说:“是你们派他出去的，为什么和我要人？我还想和你们要人呢！”他们又威胁要把我押解到南京受审，我说:“我不管到哪里，都说是你派他出去的。你不让他走，他能走得了吗？”敌人见此计不成，就想利用我们作“诱饵”，抓捕前来营救的地下党。后来他们发现，虽然没有经济来源，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却还在维持。此后敌人就常到家里问“经济来源”。我就告诉他们说家里的用度全靠卖家具、卖衣服维持。敌人问不出什么，但怎么也不相信。一次，敌人用枪指着我大女儿兰平，吓唬她说:“你爸爸走了以后，你们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兰平虽然只有3岁多，平日里寸步不离开我，我和地下党的同志谈话的时候她都在场。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兰平虽然被吓哭了，说的话却按照平日我教的话一模一样，我才长出了一口气。

　　决定回到四川老家

　　国共和谈破裂后，我党同志准备撤离。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前夕还挂念着我们，派人来对我说:“我们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不如让孩子的奶奶和叔叔们先回山东老家。由于敌人严格限制我们的人数，来的时候几个人，走的时候还得是几个人。但是，一个孩子恐怕问题不大。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不如你把大女儿交给我们，我们把她带回延安，交给你丈夫。”可是兰平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身边，这件事就此作罢。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我和孩子的安全，又劝我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我同意了。

　　当时我们能离开上海，除了地下党同志们的帮助外，乌钺也起了很大作用。乌钺是满族人，和善本在航校是同学。善本起义后他对大家说“太平(同僚因为刘善本从来不出事故，给他起的外号)一家老小过得不容易，大家帮一把，凑一凑钱吧。”此后他经常发动八大队的同僚给我们家募捐。

　　他的夫人名叫黄丽蓉，是我的中学同学，而黄丽蓉的父亲是黄杰。利用这层关系，乌钺出面请汤恩伯吃饭，对他说:“她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让他们走了算了。”汤恩伯应允了此事。

　　得知可以回四川老家的消息后，我开始准备。为了筹集路费，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幸而家里还有不少善本带回来的镀金餐具、席梦思床等美国货，很快被人买走。有一套善本的奶白色西服，以前毛邦初经常来借穿。他打来电话说:如果愿意卖的话，出价多少都可以。我就把西服卖给了他。善本从美国带回来三个照相机，最好的一个带去延安，家里还留着两个，为了凑路费，都卖了。

　　送善本的母亲她们回山东老家后，我们母女的路费又成了问题。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质量、地理位置都不错，正好当时八大队有飞行员两家合住一栋房子，但两家人经常闹矛盾，其中一家要搬出来。善本的一位朋友对那家人说:“房子是现成的，你要是给她们买张回四川的飞机票，你就可以住她们的房子。”那家人一听，马上买了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儿童票交给我们。当时我的二女儿才3个月大，不用买票。

　　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到了

刘善本全家福

　　我们离开上海，一路被特务“押送”，到达重庆后，先去警备司令部“报到”。孩子的姥姥特地赶来接我，我和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旅店住，那间旅店是我父亲生前做生意时常住的。但是，过不多久，店主就对孩子的姥姥说:“周老夫人，周老爷子是我的老主顾，但实在没办法，上边说您几位得马上走。”于是我们只好从重庆坐船回到丰都老家。下了船，马上有人过来说:“先到县政府去报到。”到了县政府，我和女儿就被软禁起来。为了让我和女儿回家，孩子的大姨夫(当地的名医)借给“县太爷”看病的机会乘机疏通。“县太爷”说:要想让我母女回家，必须亲戚十家人联保，除此之外，还要“出一大笔钱”。孩子大姨夫回家后马上召集亲朋好友“出保”，当然那笔钱是不能少的。这样，我得以带着女儿们回到家中。

　　回来后，我在孩子大姨夫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并定期接受当地国民党政府的“调查”:看看我的“表现如何”？一家人有没有逃走？一天，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四十七军的人看上了孩子大姨夫的医院，来了一帮人，想要强占。家人据理力争说:“你们打不过共产党，就会欺负老百姓！”但四十七军的人威胁说:“你们说这种话就是通共。”正在他们要动武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位熟人。他名叫聂约翰，原来在八大队搞机械，在兰州就和我们认识，当时他是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聂约翰对着那帮人说:“走走走，这里是医院，将来大伙儿看个病什么的方便。到别的地方去。”说着将那帮人赶走了。

　　聂约翰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以后他经常来医院“拉拉家常”，或是“看病”，实际上是告诉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善本的消息。他告诉我去听解放区的广播。我去了自己的母校适存学女子中学，学校是我父亲生前主要投资兴建的，通讯设备先进，师生的思想非常进步，我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延安。在广播里，我得知善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作为解放军总部代表在会上发言，记得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心里一直就是觉得感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学校里，我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得不得了，觉得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来了。

　　终于在东北和善本团聚了

　　四川解放前夕，聂约翰和另外一名同志在一天晚上来找我，说他们已经暴露，必须尽快撤离，问我有没有衣服给他们换一换？我马上和女儿把去世多年的孩子外公的衣服拿出来。聂约翰又向我要些钱路上用。但是，当天晚上我已经结完账，柜上已经没有钱了。我就把孩子们存的压岁钱交给他们，并摘下自己的金手镯和金项圈，让他们在路上卖了作路费。家里人则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走水路，码头有敌人。后山和秦岭连着，你们只要翻过后山就可以进入陕西解放区。”(后来聂约翰见到善本，提起此事，执意要把钱还给他。善本却对他说:“不要还了。要是都要还的话，党为了营救我的家人花了那么多钱，我可怎么还呢？”)聂约翰又再三嘱咐我:“敌人要搞大屠杀，他们的名单中有你，你们也赶快躲起来。”随后和另一位同志转移了。得到消息，我马上通知“联保”的十家一起逃走。我们趁大清早没人看见的时候动身。十家人不能一起走，那样目标太大。所以大家各自行动，往山里去。我和母亲、孩子们想先躲到佃户家里去。但到了那里后，发现国民党兵正在抢粮、抓壮丁，就又逃入后山竹林里躲避。我们还是觉得目标大，于是分开:孩子姨夫带着家人躲到附近山洞里，我带着孩子和一名保姆继续前行。途中孩子累得不行了，小腿都磨得红红的。我就鼓励他们说:“再忍一忍，你看前边有人家了，咱们到那里去，就有饭吃了。”到了人家，我们央求他们给做了一顿饭，吃了一顿猪油炒榨菜叶子和粗面挂面，但孩子们觉得非常香。

　　解放军的攻势势如破竹，没几天，二野部队解放了丰都城，通知逃难的百姓都回家。我带着两个女儿到县政府去，军管会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拿出敌人的档案，当着我的面将其焚毁，说:“你们自由了，想到哪里去都可以。”以前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国统区和解放区恢复了一段通信。善本记得我家四川的地址，给我写过一封信，还寄了优待券，可以在解放区免费坐轮船、火车。但信到的时候我已经逃离家中，所以没收到。丰都解放后，可以自由通信，我终于知道善本在东北，高兴得不得了。我马上准备北上，去和善本团聚。但想东北当地特别冷，就和家人给孩子们织毛线帽子，做棉大衣。我们先坐小火轮到重庆。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残匪还没有肃清。火轮上都有解放军架着机枪保卫。我们的船沿途和土匪激战了几次，我们船后边的另一艘船，由于被敌人放了定时炸弹，爆炸了，但我们这只船还算幸运。可是当时流行麻疹，我得过麻疹，因此临行前抽了自己的血当作抗体给孩子们打上，但二女儿在途中还是被传染了。到了武汉，我们换乘火车去北京。在北京，我去找空军航空局的同志联系。他们都见过或听说过善本，对我十分热情，没要钱就把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给了我们。

　　在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秉璋的帮助下，我和孩子们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旅客列车。火车出了山海关，我们母女碰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他问我大女儿去干什么。兰平说去找爸爸，并说爸爸也是解放军。那名战士问:你爸爸叫什么？兰平说叫刘善本。这位战士一听，马上报告了他的首长。他的首长是薛少卿，碰巧去长春，他和善本都在空军。他来见了我们，高兴地说:“老刘知道你们来吗？”我回答说在北京给他发了电报。薛少卿说:“现在地方的电报还没有完全整顿好，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见我着急起来，他马上说:“这样吧，我到了长春后赶紧给老刘打电报，让他去接你们。”说着请我们一家到餐车吃了饭。

　　老薛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时，善本带着警卫员来接我们母女。分别四年的我们终于重新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