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山》在阿尔及利亚演出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在安纳巴，我有幸几次观看他们日以继夜地排练。于会泳坐在观众席的中间位置上，手持话筒，像指挥官一样发号施令，不时地命令“停”，然后指点哪些不对，如何改进，再重新来一遍；一会儿又是“停”，还叫了一声“镲”。开始我听不懂，原来镲是打击乐器，慢了一拍。就这样错了重来，再错再重来，好似拍电影，一个镜头要来回折腾好几次才算过关。每次排练都到凌晨一两点。安纳巴地处海滨，昼夜温差很大，夜间非常寒冷。排练结束时，我看到杨春霞披了一件棉军大衣，疲惫不堪地从台上走下来。我说：“这么晚，太辛苦了。”她说：“是的，正式演出倒不怎么辛苦，辛苦的是排戏，于团长抓得非常紧。”这几天我们和于会泳争论不断，对他实在没有好印象。但见他为演出质量认真负责，不辞劳苦，一丝不苟，在这点上似应对他有所肯定。他原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在音乐上很有造诣，在样板戏的配乐改革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可惜他紧紧追随“四人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据说他在绝命前为自己做了结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可惜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那份个人野心，老老实实地在音乐领域刻苦钻研，有所发展，有所创新，那该多好啊！我想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该会想到这些的。

　　《杜鹃山》在阿演出成功，除了演职人员尽心尽力外，也离不开大使馆的全力支持。在庆祝阿尔及利亚武装革命20周年期间，我国还派出了一机部李水清部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和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接待这两个团，从政治意义上讲要比京剧团重要得多，但大使馆对他们并没有花太大力气，而接待后者，大使馆几乎进行了总动员，除了侯参赞和我，使馆还派了翻译、厨师和工作人员随团活动。京剧团的吃、住、演出，大使馆操尽了心。为了解决演员在外地演出前因饮食不习惯，吃不饱肚子的问题，我们动员了附近中国医疗队同志为剧团做肉包子、茶叶蛋，在演出前两小时准时送到。剧团里如有人头疼脑热，医疗队医生随叫随到。生活上最困难的是住的问题，阿尔及利亚是新兴国家，即使像安纳巴这样全国第四大城市也仅有三家旅馆，而且规模不大，客房很少，无法容纳180多人的大团。市政府决定选择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放假十天，腾出校舍接待京剧团。于会泳对住学生宿舍非常不满。为了照顾团部几位领导和少数主要演员工作上方便，在每个城市都力争在市内找一家旅馆安排几个房间，在安纳巴连这一点都很难办到，真可谓一房难求。最后阿方还是在离剧场不远处硬是挤出几间客房。住房问题弄得阿方接待人员也很烦恼，剧院经理在我面前发牢骚说：“明明知道自己接待能力不够，还请人家来，又招待不好，何苦来哩。”他是对自己的政府发牢骚，发布迈丁主席的牢骚，可我们听了很不自在。

　　在演出条件方面，剧院的条件也难以满足京剧团的种种严格要求。在奥兰演出时，为了戏中主角柯湘一次几秒钟的亮相，需要一支很强的光束从远处射向舞台，而当时剧场的电力负荷无法承受，不得不从100公里以外的穆斯塔加奈尔市，临时拉一条专用电线才解决了问题。如此可见阿方为配合我剧团演出达到最佳效果，可谓尽心尽力了。

　　京剧团演出的最后一站，是阿首都阿尔及尔。此时为庆祝武装革命20周年纪念活动的繁忙景象已经过去。剧团的食宿条件有所改善，和阿方接待单位在生活上的矛盾才得以缓和。这时大使馆同志和京剧团演员交往增多，彼此甚为融洽。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政治上敏感的话题都不愿涉及，但仍挡不住同志间的友谊。同志们对《杜鹃山》的演出赞不绝口。使馆同志和杨春霞等演员多次在一起摄影留念。我注意到团内多数人对江青的倒行逆施多有反感，特别是那件“江青服”，女同志并不喜欢，但又不得不穿。那是一种没有衣领的连衣裙，式样既不大方，又不美观。我故意问她们穿这种服装感觉如何，有的笑而不答，有的摇摇头。还有那双当作礼品送给女演员的塑料凉鞋，我说这种鞋在国外市场上很便宜，是劳动时穿着的，她们听了挤挤眼睛笑笑。

　　1974年11月27日中午，还是那两架专机，伊尔62乘坐京剧团成员，波音707装载道具。飞机徐徐飞离跑道，在阿尔及尔上空盘旋一周之后向东飞去。送行的大使馆同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次访问，江青、于会泳等人不但花费了国家大量金钱，而且在外事工作方面留下了诸多不良影响。值得宽慰的是，全体团员日夜奋战，以精湛的京剧艺术表演，赢得了阿尔及利亚观众的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