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以后，林大使独自一人背着手，在会议室内踱来踱去思考。前一天下午在贵宾室，由外交部派出担任剧团秘书的李培宜把林大使拉到一旁，悄悄地传达了时任外交部主管亚非事务的副部长何英的口信：“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要给周总理找麻烦。”林大使默默地掂量着口信的每一个字和江青送的两本书的含义，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这件工作实在太难了，但再难也要做好啊！

　　这天晚上，林大使叫我到他那里去一次。前些日子，对如何接待京剧团大使馆已讨论过一个方案：本来接待文艺团体属于文化处工作范围，具体工作由文化处负责，这次为了提高规格，决定派政务参赞侯德章全程陪同，我留在使馆内随时和阿有关部门保持联系。但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让我协助侯参赞，随团活动，并嘱咐在非原则问题上注意忍让一点，不要把事情弄僵。

    视外交工作为儿戏

　　京剧团于10月26日下午到达阿尔及尔。28日上午，阿新闻文化部长艾哈迈德·塔列布即安排接见团长于会泳。这在阿礼宾安排上是十分友好的举动，而通常是代表团离阿前才安排会见。在京剧团来阿之前，为提请阿方在礼宾安排上重视，关于于会泳身份职务的介绍颇费一番周折。国内通知于的职务是“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组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职位，阿礼宾司怎能弄得清楚“组”是什么意思，外文又不能翻成“Group”，于是我们不得不反复说明这“组长”相当于政府“部长”。尽管阿方在礼宾安排上已非常照顾，但于会泳仍旧不领情，一下飞机就提出要见布迈丁主席，说要“转达江青同志的问候，转送江青的礼品”，还嫌人家部长身份低，对这次会见压根儿就不重视。

　　阿新闻部长接见安排在上午9时，阿方派了专车，但为保险起见，使馆又派车去接。谁知于会泳不在使馆，他带着几个演员到海边照相去了。当于会泳到大使馆时，离接见时间只剩20分钟。于会泳提出要吃早饭，林大使亲自布置厨房准备。当林大使问他礼品准备好了没有，于会泳突然想起礼品画轴还没有题词签名，并强调题词须用毛笔。于是大家忙着准备笔墨。题完词后，于会泳见旁边有乒乓球台，竟然招呼一名演员打起球来。使馆同志见此情形都很生气。于会泳在阿尔及利亚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外交上是一次非常失礼的举动。

　　阿部长接见后，于会泳一再要求见布迈丁主席。林大使说，按阿方通常惯例，像京剧团这样规格的代表团，部长接见就行了。于会泳急得如丧考妣，说：“见不到布迈丁，江青同志交给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在于会泳的一再要求下，使馆几次商请阿外交部转达中方的意愿。阿方拖延了20多天，为了中阿友谊大局，在京剧团离阿前两天破格地作了安排。

　　11月25日下午，布迈丁在主席府接见了于会泳等人。可能布迈丁已经得到中国京剧代表团对阿尔及利亚在住房、餐饮等方面安排不满的汇报，在接见一开始，他就说：“阿尔及利亚是个新兴国家，各方面缺少经验，希望中国同志谅解。”然后接着说：“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时请我吃饭，饭桌上有松花蛋，开始我不敢吃，经周总理介绍，我吃得很香。”布迈丁讲完后看了看于会泳，而于会泳竟笨拙得连口也开不了。这时林大使赶忙出来打圆场，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当于会泳向布迈丁转达“江青同志的问候”，转送了江青的礼物之后，布迈丁略加思索后说：“请转达我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和良好祝愿。”布迈丁在提到江青时，还特别强调向邓颖超同志问候。消息传来，大使馆工作人员个个喜形于色，一致称赞布迈丁讲得好，有水平。布迈丁是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而江青在政府中没有任何职务，凭什么以个人名义向布迈丁问候、送礼！于会泳在阿尔及利亚开口江青，闭口江青，甚至在接受阿记者采访时大肆宣扬：“我们国家有个领导人叫江青。”使馆同志对此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首场演出的风波

　　1974年11月1日是阿尔及利亚武装革命纪念日，也是阿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日子。阿政府规定，10月31日全国举行各种演出活动。阿方安排我京剧团在东部地区第四大城市安纳巴演出。28日上午，京剧团到达安纳巴。省长当天就接见剧团团长，并派出各种技术人员协助我舞台工作人员一起加班加点，于30日上午将舞台装好。通宵未眠的剧场经理阿古米高兴地对于会泳说，明天晚上演出不成问题了。谁知于会泳把手一扬，冷言冷语地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明天不行。阿古米大吃一惊，连忙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说：“31日晚上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安排的，如果安纳巴大剧院不演出，上级要怪罪我的。现在剧院的票也卖出去了，报纸也发了消息，无论如何请中方克服困难，按计划演出。”阿古米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央求道：“如果明晚不演出，不但要撤我的职，甚至要坐牢。”说着说着，他几乎要哭出声来。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回去和侯参赞商量，我们一致认为，31日不演出是不对的，一定要说服于会泳按计划演出。下面是侯参赞和我同于会泳交涉的对话：

　　侯：我们是为庆祝活动而来的，阿尔及利亚统一安排的庆祝活动，我们不演出说不过去。

　　于：请你们转告对方，由于安纳巴机场海关拖延了半天，耽误了我们开箱、装台和彩排，明晚无法演出，勉强演出，不能保证质量。

　　严：剧场的票都已经卖出，电台、报纸也发表了消息，全国各大剧院都在演出，如果唯独安纳巴大剧院不演出不好交代。

　　于：可以把剧场让给他们，由他们另行安排。

　　侯：31日演出是全国统一安排的，这里是我们的演出地点，他们临时找不到剧团。

　　于：演出质量问题我要对江青同志负责，这两天连续排戏，没有休息，不能保证质量。“两场一休”是政治局定的。

　　严：人家朝鲜《卖花姑娘》剧组一天演出三场。

　　于：他们怎么能和我们相比。

　　侯：这些话内部好说，阿方不好理解！

　　于：那就说服阿方。

　　侯：那你去说服，你是团长，你定好了！

　　侯参赞和我反复陈述理由，但于会泳的态度非常僵硬，无法说通。剧场经理又来催问，如果再不解决，他就去阿尔及尔请求处分了。我们觉得不演出是错误的，如果事情闹大了，我们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将处于被动地位。双方越争越激动，几乎要吵起来。侯参赞说完气冲冲回到自己房间。在侯参赞离开后，于会泳向我咕哝了一句：“代表团归使馆领导，你们定吧。”

　　这句话倒启发了我，外交部有规定，凡出访的代表团不论是什么级别，均须接受大使馆的领导。既然于会泳自己说出“代表团归使馆领导”，我立即趁机提出此事何不请示林中大使。此时于会泳也自觉无趣，便同意请示林大使。在电话中，林大使首先询问了演员身体状况、准备工作进展如何，然后婉转地表示，还是争取在31日演出为好。于会泳在电话中也不得不表示一定克服困难，争取31日晚演出。挂上了电话，于会泳沉思了一下说：“演出《杜鹃山》实有困难，可推到11月2日。31日晚可以演出几出折子戏，如《沙家浜》‘智斗’、《林海雪原》‘打虎上山’、《杜鹃山》的武打节目等。”

　　当剧院经理阿古米得知31日能够照常演出，也不管什么是折子戏，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跳了起来，紧紧抱住我说：“你们救了我，要不然别说刚上任半年的官要丢，甚至还会把我抓起来坐牢。”一场首场演出之争，到此告一段落。

　　31日晚，安纳巴剧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剧场座无虚席，省长格扎利等13名政要全部出席，气氛热烈友好。而11月2日《杜鹃山》首场演出时，当地政要只有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人出席，保留的50个座位非常显眼地空着。于会泳囿于保证演出质量，而丧失了《杜鹃山》首演的成功。

    《杜鹃山》的演出效果

　　我京剧团访阿共33天，先后在安纳巴、奥兰、阿尔及尔三个城市共演出九场。观众对每场演出都报以热烈掌声，演出收到了预期效果。在这30多天里，我全程陪同，九场演出几乎每场都看，从前台看到后台。从观众的掌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热情发自内心，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因为观众都是自己买票入场，没有必要为不熟悉的中国京剧团捧场。在演出前，我曾担心阿尔及利亚观众对中国京剧能否看得懂。京剧团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事先在国内就作了充分准备，如舞台两边打出阿、法文字幕，每张观众椅子上安装了阿、法文“译意风”，传译阿、法文台词，另外还发给每位观众介绍剧情的图文并茂的说明书，可谓不惜工本。加之《杜鹃山》剧情紧张热烈，一环扣一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的艰苦曲折和胜利的喜悦，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演员唱腔优美，武打干净利索，观众叹为观止。最为精彩的一幕是，当党代表柯湘（杨春霞饰）在群众会上大声询问：“凡是给地主老财干过活的把手举起来！”随着台上扮演贫苦农民的演员一个接一个举起手来高声回答：“我干过！”“我也干过！”这时在台下观众席里，突然有一位平民打扮的阿尔及利亚观众站起身来大声说：“我也干过！”全场开始为之愕然，随即鼓掌叫好。这位观众真的是贫苦农民吗？如果真是，那太感人了。即使不是，带一点调侃，那也说明这出戏完全为观众所理解，观众的思想感情已融入戏中。主要演员杨春霞扮演的主角柯湘，唱功武打，文武双全，在聚光灯下一个亮相，全场为之倾倒。在与京剧团相处的日子里，我感到对京剧艺术的改革确有必要，如舞台布景的现代化和伴奏音乐的改进。除了传统的京胡、二胡、板鼓三大件之外，中西结合，大提琴、小提琴、圆号、小号等用于交响乐的乐器和京胡、二胡配合，音域辽阔，气势恢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