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采访南京军区后勤部一直负责许世友保健的耿希晨部长，他也说，许世友与他聊天时曾亲口对他说过：“我进人民大会堂带着手枪。门口警卫说：‘首长，不能带枪！’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谁规定的啊？’他说：‘中央规定的。’我没停步反问道：‘我就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啊？’不等他再说什么，我人已经大步走进门了！”毛泽东的卫士也证实，１９７６年在人民大会堂给毛泽东守灵时，许世友也是带着枪的。

　　“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

　　至于，造反派为什么说铁瑛是许世友的人，而许世友为什么说铁瑛是好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在今年春节前又采访了９２岁高龄的爸爸铁瑛。

　　爸爸感慨地说：我１９５３年从上海公安总队调到南京军区当军法处处长，后来任军事法院院长。许司令１９５５年调到南京军区，因为那时军事法院直属军区管，我经常参加军区常委会，常与许司令见面。１９６０年我被调到海岛舟嵊要塞区任第二政委，后又担任政委。许司令每年至少去海岛部队视察一至两次，我到南京开会也都会见到他。他到海岛，我也从来没有陪他打猎。都是要塞区司令员陪。除了工作，我们没个人交往：我总想领导工作忙，不要打扰。后来调到省里，对中央领导人我也是这个态度。

　　许司令这个人，虽说是名武将，但也很平易，很谦虚。

　　记得那年大比武，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表扬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许司令说：我们有郭兴福教学法，我们乌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郭兴福不兴，好八连不好，南京军区还有好多缺点！他是武官，但他认为是真理，就实事求是地坚持，我从来没觉得他很不讲理过。

　　记得有一年过“八一节”，许司令带着前线歌舞团来海岛慰问，演出过程中，一位性格开朗、平时爱开玩笑的师政委到后台看演员化妆去了。许司令话说得挺重：你这个政委，看戏看不到你，你到后台干啥去了，你是个老油条！

　　这位师政委对“老油条”的批评很想不通，经常挂在嘴上。

　　有一次，我和那位师政委一起到南京开会，我个别告诉许司令：“你批评他老油条，他一直想不通！”

　　“好，你把他领来，我跟他说一说！”许司令快人快语。

　　我把这位师政委带到了许司令家。饭桌上，一边吃着炊事员拿他猎物做成的香喷喷的“油炸麻雀”，许司令一边说：“批评你老油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老油条比你老得多！”师政委释怀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顿时烟消云散。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部队开始受到冲击。１９６７年初，许司令曾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顶住！在他还没到大别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无锡，在二十七军招待所，让我汇报要塞区部队的情况。

　　面对老首长，我先说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说的不解和困惑：

　　许司令，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现在的形势却越来越像封建历朝历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稳了江山，就要杀功臣的模样呢？

　　许司令紧绷着脸，鼓起嘴，长吹了一口气，算是回答。

　　我详细如实地汇报了海岛地委党政干部纷纷被打倒，被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情况。部队文工团、卫校，日夜围攻要塞区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不让睡觉，要求我们解答问题。最严重的是，造反派长期包围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在坑道战备值班，各守备区电话汇报情况，本来线路就不好，现在更要捂上一只耳朵，才能勉强听到一点飘忽不定的声音……

　　“砰！”许司令突然怒目圆睁，拍案而起，炸雷般的声音喝道：

　　“司令部怎么能冲击？他攻击，你就开枪！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先打死他几个再说，打死一两个，把事情闹大了，周总理就会来处理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坚定地回答：“许司令，我明白！”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许司令指挥下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也在他领导下工作１０多年，我了解他是位性情中人，他的指示往往要领会内含，只能意会，不可照本宣科。于是，回到部队，许司令的这些话我根本没向党委传达，更没向下传达，如果真的向下传达，层层开枪还得了？我心里很清楚，造反派中多数是群众，坏人是极少数，我们人民军队怎么能向群众开枪呢？要真向群众开枪了，上面查下来，还不撤我的职？后来某省确实发生过开枪的事件，结果非常被动。

　　记得是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９日，我正在外岛花鸟岛上检查部队战备，突然接到中央的电报，限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３月３１日务必赶到北京。当时海上风大浪高，南京军区专门派军舰连夜把我俩接到沈家门，我只回家拿了点东西就走，天已经大亮了，９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因为北京天气不好，只能降落南京。许司令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林彪事件后，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许司令说：你们两个去，有什么就讲，不用怕！要不行就找总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一团糟’的人。我和马龙一对眼神，会意地笑了，许司令指的是张春桥、王洪文。

　　我们３月３１日晚终于赶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得我一口气讲了４０分钟，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分裂军队、分裂党的一条又一条具体罪状。等我们发完言，已经是夜里１２点了。周总理宣布：“好，明天开小会。”我们起身要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接着又握着马龙的手说：“你也痛快！”

　　几天后，周总理就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我去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周总理与我握手时，我不无担心地说：总理，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只在抗战时期兼过一段县委书记，我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总理却说：没有办法，在干中学吧！许司令却个别跟我说：谭启龙是个老红军，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搞好团结。

　　后来，为了解决浙江问题，许司令也到杭州讲过话，鼓励各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便是“批林批孔”中，说我是林彪线上的人，是许世友的红人的证据。

　　真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最后一次见许司令，是在他去世的前十几天。记得那次从来不会给领导送礼的我，特意自己掏钱，从杭州饭店定做了一盒稀罕的精美点心，那天，我和张明一起走进了南京军区总院许司令的病房。脸色发黑发黄的他，看我们进来走到床边，只轻轻说了两个字：坐吧！我问：好一些吧？一向说实话的他，没有接茬。许司令夫人田普迎过来说：铁瑛同志，带什么东西，他也不能吃，他病也比较重，也不大能说话。然后把我们让到旁边，轻声介绍了病情。

　　临走前，我说：许司令，您休息吧，好好养病吧！

　　许司令睁开眼看看我，就算告别了。

　　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爸爸最后还感慨了一句：许司令要少喝点酒该多好！

　　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铁姑娘”的我，正在为写陈毅的传记奔忙在全国各地采访，等我知道许世友逝世的消息，他已经安睡在远方他老家父母的身边了。我仿佛能看到他为父母如愿尽一份孝心后的安详微笑是那么甜。而他老人家对我爸爸的信任和感情，他与“铁姑娘”的两次长谈，全部珍藏在我的心灵最深处，永葆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