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向邓小平汇报到目前后勤编制职务比同级司、政干部低半级到一级，不少后勤人员感到后勤工作低人一等。现在只讲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一般应参加常委，未提后勤主要领导参加，致使原来参加常委的同志又退出来了。这样对各级党委了解后勤情况、加强党委对后勤工作的领导都不利。邓小平指出：“副职不一定都参加常委，至于后勤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常委的事，当时没有人提。后勤跟司、政一样，应有一个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常委。像军委办公会议一样，三总部各有两位同志参加。”从此，军队各单位的后勤负责同志兼任本级党委常委，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面对新的形势，洪学智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决议。1980年4月，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召开。洪学智提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现代化后勤来保障，要加强后勤战斗化建设。在新时期，洪学智在全军后勤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就其规模、范围和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这些措施在我军后勤史上是空前的，对于推动我军后勤工作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洪学智的倡导下，总后一半的干部下基层调查，为基层部队官兵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洪学智也亲自带队到了新疆深入到基层哨所。各路调查组带回了调研报告，也带回了录像资料。基层部队官兵的艰苦生活，让老帅们感慨不已，潸然泪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上，洪学智进一步提出，后勤工作必须坚持“两个适应”：“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洪学智凭借着长期丰富的阅历，以其决策者的战略眼光与复合性的才能，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贯彻精简军费的要求，强调经费使用要保障重点，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工作做好。他提出建设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随时能打、并可保障战争胜利的战斗化后勤；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改善交通网络，建立后勤通信系统；领导后勤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改革，加强干部后勤指挥、后方防卫训练，提高后勤战斗化水平和应变能力。

　　在军费缩减的情况下，为办好后勤工作，洪学智花费了很多心思。他运用了营养学理论来指导改善部队生活，提出“斤半加四两”伙食标准，即保障每个战士一天能吃上一斤半蔬菜和一两肉、一两禽鱼蛋、一两豆制品、一两动植物油。“斤半加四两”的伙食标准，在全军将士中广为流传。洪学智通过实施与落实一系列新政策，为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6年10月，洪学智率领中国军事后勤代表团访美。洪学智的幽默，令美国同行感到惊异。一次晚宴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问洪学智是哪所大学毕业的，能在朝鲜战场上建立“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洪学智开玩笑说：“我是你们美国的空军学校毕业的。”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莱昂斯也幽默地说：“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办公。”洪学智笑道：“不能来，你们还没有给我发毕业证哪！”

　　第二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7年11月，洪学智与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四位将军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杨尚昆为秘书长），参与军委领导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恢复军衔制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并于1965年6月1日开始实施。1980年3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经过反复征求意见与论证，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授衔仪式。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给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徐信、郭林祥、王诚汉、赵南起、李德生、张震、尤太忠、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等十七名高级军官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和1988年，洪学智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我军的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在第二次授衔时，中央军委已经取消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上将成为新时期的最高军衔。在十七名上将中，洪学智名列第一，这反映了洪学智在军内的地位。曾有人问他对此事的看法，洪学智淡淡地说：“这主要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的，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

　　1989年11月，洪学智从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从1990年起，他先后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离休。从1953年起，洪学智先后七次回到家乡安徽金寨。每次回到家乡，洪学智都邀请儿时的伙伴相聚共餐，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他给父老乡亲们说：“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伸手向国家要这要那，国家还很穷，你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家乡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