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慎重起见，虹口区党史办公室开展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工作，取得了不少材料。

　　一、1986年9月3日从“一大”纪念馆资料室摘录到的，出席中共“四大”的上海代表、原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长庄文恭于1961年7月13日关于“四大”会址的谈话记录。庄曾对来访者说：“记得‘四大’是在一所里弄房子里开的，好象是在川公路附近，因为川公路上里弄房子占多数。”庄认为，会议地点是靠近闸北附近的中国地界，当时横浜桥筑路成为租界，而会议不会在租界里开的。他记得“开会的弄堂并不很长，是在最后的一栋房子里，天井很长，有厢房，是二上二下的房子”。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根据他所说，查对《民国22年闸北区地图》，图中标出沿白保罗路（今新乡路）进去是和平坊，最后一幢房子是郑超麟所指的地方，方位和房屋结构（里弄房子）也是一致的，只是两层和三层的不同。

　　二、查阅了原“一大”纪念馆馆长任武雄在1980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发表的文章《关于党的“二大”和“四大”》。该文指出：“‘四大’会址是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边的华界，是华界租界警探不易注意的地方，会议是在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里弄房子召开，二楼房间布置成教室，有课桌黑板，会议就在教室内进行。万一有人闯进来，可以借口是私人的英文补习班作掩护，三楼房间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寝室，大家在地板上睡觉。这个房子在‘四大’后一度作为工农部（一般称为工人部）的机关。”该文的依据是庄文恭、郑超麟的回忆。

　　三、长期居住在虹口的虹口区政协文史工作者柯恩声，在虹口区政协《文史资料汇编》第二集刊登回忆：“我幼年时即1923年至1926年底，曾经在东宝兴路254弄第二家（门牌已记不清），记得当时在总弄的第五条横弄东端保罗路（今新乡路）与北四川路（四川北路）相交，它的南端有一条新里弄，靠近铁路前面，确有座面朝东的石库门房屋……在记忆中，该处似乎只有二楼的石库门房屋，而不是三楼。”四、通过横浜桥街道干部盛介福，访问现住闸北区川公路233号老居民朱风莲，1984年时77岁。朱于1932年“一二八”前就住在“四大”遗址旁边，她亦证实当时有座旧式三层楼房。

　　区委党史办公室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经现场察看和一些旁证材料的核实，于1987年4月25日确认：今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原来这里是一幢三层楼里弄房子），作为“四大”会址，正式向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递交了《关于确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址的请示报告》，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审定，并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政府颁发了沪府1987年106号文件，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纪念地问题的批复”。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遗址（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文件落款为1987年11月17日。1995年，中共“四大”召开70周年之际在遗址处勒石纪念。中共“四大”会址从发现到认定公布，历时三年多（1984年1月—1987年11月），其间搞清楚了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