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据查，中共四大会址原址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华战争中已毁于炮火，被夷为平地。解放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据现有的资料反映，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主要查访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由于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仍下落不明。十年“文革”，许多当事人的去世，使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在查找中共“四大”会址时，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当年，郑超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编辑注）。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和《怀旧集》两本书中都回忆了中共“四大”的经过和意义。《怀旧集》中收录了郑超麟1980年1月7日在上海历史研究室的讲话：“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世上留下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材料......”，“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今天，出席的代表还有人活着，列席的同志也有人活着，但即使他们写材料也不会比我更详细”。他在回忆中共“四大”会址时，写道：“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1984年5月，郑超麟在接受上海市文管会人员夏顺奎访问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是从北四川路下车，走川公路到铁路道口转弯，（不越过轨道），沿着轨道往北，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二、三排房子，当时还相当新。”“会议就在二楼召开的，楼下客堂是空着的。”“‘四大’会议，差不多是天天开会，进出均走后门。”“这所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同志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铁路边的这所房子，当时租下来时，房子是空着的。”

　　“党的‘四大’是在1925年1月11—22日举行的，会议结束后，这所房子还保留着，未退掉，是作为中央工农部工作人员的宿舍，张国焘是工农部主任，所以他常来这里。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个女同志，叫陈碧兰，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陈碧兰与彭述之结婚，婚后陈碧兰就搬走。住到安慎坊去了。”

　　1984年夏顺奎接郑超麟到虹口区进行实地辩认，由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应云龙、陆仁福陪同，寻找当年的遗址。按照郑超麟的回忆，他们一起从川公路进去，一直走到铁路轨道边，再沿着轨道往北走了不远，郑超麟在现场的感受是除了铁路仍横卧如旧貌外，这里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再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时，郑就停了下来，他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公房（即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接着他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应云龙等人指着印度锡克教堂（经查，始建于20世纪初期，俗称印度庙），问他是不是这座教堂，他遥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说，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郑超麟还兴致勃勃地请夏顺奎在现场给他拍照留念，又到多伦路10号——应云龙的住所座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光景。在座谈中，郑超麟说，当年他除了负责会议的记录外，还担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