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生活书店的人根据名片找到了宝隆医院，来人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章乃器夫妇均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

　　当时，胡子婴去宝隆医院，是一副阔太太的妆扮，因娘家姓宋，便自称姓宋。程全昭以为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或者是宋家的至亲，于是把一包文稿和未能送出去的信全交给了“宋夫人”。“宋夫人”告诉她：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会被人注意。并劝她尽快离开上海回杭州。“宋夫人”还要资助她100元做路费，被她谢绝了。

　　关于胡子婴这次接收烈士文稿，她曾于1979年6月10日回忆道：

　　记得是1935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当时，该店的主要负责人是毕云程，因为韬奋可能是出国了。我去时，胡愈之也在生活书店。……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这封信我也看见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同样的信有四封：一封是给宋庆龄的，一封是给李公朴的，一封是给韬奋的，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给李的已送去并收下了，给鲁迅的信还没送……当时书店的毕云程等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正在为难时，我去到书店。他们把全部经过告诉了我，并让我看了来信。那女孩子并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

　　那天晚上，胡子婴根据白天的约定，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三

　　程全昭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决定先回杭州到朋友家避避风头，然后再与高家骏联系。没想到刚到杭州便被家人发现，被关在家中，不能再与外界接触。

　　20多天过去了，高家骏没等到任何消息，坐立不安，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他私下对凌凤梧说，我请长假，去后就不再回来了。

　　7月30日，高家骏带着方志敏再次给鲁迅、宋庆龄、李公朴、沈雁冰的四封信赶赴上海。

　　到沪的第二天，他带着方志敏密写的信，先到了内山书店找鲁迅，后又到学校找李公朴，均不顺利，还发现有人跟踪。第三天，高在旅馆等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你不要再送信了，也不能在旅馆久留，要赶快离开上海，可能有危险。

　　几天后，高回到杭州家中。由于程家防备很严，高家骏回来后未得到程全昭一点消息。

　　不久，高又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凌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高家骏只好停止了一切活动，过起度日如年的隐居生活。

　　而那晚，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方志敏狱中文稿后，立刻就回到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

　　几个人将纸包打开一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写的（未显影）白纸。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遂将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当时吴受党中央委托，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于是在1935年12月14日，刚刚创刊不久的《救国时报》（第二期），刊登了“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同时加按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牺牲等有关情况。

　　可是，已经天各一方、正在承受生活磨难的程全昭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