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写过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五物，松柏翠竹白梅兰”，他把祖国比母亲，爱祖国的“佳山水”，并用“松、柏、竹、梅、兰”为他的五个子女起了名字。方梅，是他唯一的女儿，也是目前方志敏唯一在世的子女。严冬出生的她，如梅一般，凌寒开放，顽强不屈。

    “我这一生不在乎别的，就在乎我的父亲”

    方梅出生在1932年，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她一下生就与父母分离，被寄养在弋阳县一个山坳的农户家里。1935年8月6日，父亲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方梅的母亲缪敏也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这之前，方梅一共见过父母两次面，还都是在他们匆忙的行军进程中。“虽然与父亲接触时间太少，但听养父母说，父亲对我这唯一的女儿是格外疼爱，他最后一次来看我，把我抱起来亲了又亲，并嘱咐养母说，‘革命一定会成功，请你好好将我的梅梅带大，我们全家人都很感激你……’”

    2013年12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南昌市抚河北路的一个小区，这是几栋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民楼，楼里没有电梯，几分钟后，我上到7楼，满头银发的方梅老人已站在门口迎候。

   方梅的家中摆设简单，两只铁桶摞起来，上面铺块方巾，就是“电话桌”。卧室的床上铺着用旧毛衣接拼起来的被子，看起来很重，方梅患有风湿症，怕冷。这一切，让我想起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名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梅将我牵到客厅，她的双手严重变形，手指自第二节关节处打弯，不能伸直。“这也是风湿弄的？”我问。“这是写字弄的，这些年我写父亲，反反复复地写，写了几百万字，手就成这样”，她答。

    在客厅沙发后的墙上，正中间位置挂着方志敏的三幅照片。“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怕苦。我花了20年时间，前10年收集资料，后10年写作。我跑遍了父亲生活和战斗的每一个地方，采访了上千人，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听说我是方志敏的女儿，都热情地接待我。我这一生不在乎别的，就在乎我的父亲”，方梅说。

    从《可爱的中国》认识父亲

    方梅从小跟养父母生活在农村，敌人要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为保护方梅，养父母给她改了名叫“吴梅姩”，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方梅的母亲才到乡下找到方梅并把她接到自己身边。此时的方梅已经18岁，这18年，凡穷人家孩子受过的苦难，方梅都经受过了。“我在农村只知道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发现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很伤心，就把我送进上饶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不愿读书，整天想着村里的家人和田里的事，三天两头开‘小差’往乡下跑，母亲就一次一次地把我抓回去，最后母亲忍受不住我对读书的抵触，痛哭说，‘如果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我对不起你父亲’，母亲的话深深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就一心一意地读书了。”

    1953年，上了四年学的方梅已经能认一些字。10月19日，母亲缪敏把方志敏的遗著《可爱的中国》送给了方梅，并在扉页上题写：“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的精读，努力的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竟的事业！”这是方梅学习文化后读的第一本书，也是从这一天起方梅开始真正了解父亲，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父爱。“很快我就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尽管有不少字不认得，但什么叫祖国，以及父亲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在我的思想里引起很大震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启示。”

    以前生活在农村，方梅就经常听乡亲讲父亲的故事，这些故事，同父亲书中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使她深刻认识到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一个一心为穷人翻身，为祖国奋斗的英雄，并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1958年夏，方梅调到新成立的瑞金大学，负责图书室的筹建工作，从购书分类上架，到外借，以及阅览室的工作都由她负责，“我干得可欢了，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书看，我开始写读后感，记日记，这为我后来写父亲的传记打下基础。我也接触了父亲更多的书，《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清贫》等等，我对父亲又有了更多的体会和理解。”

    1972年，方梅调到江西省航运管理局工作，这也使她与在南昌工作的母亲能够朝夕相处。“那时母亲苍老很多，她在江西省卫生厅当副厅长，尽管她浑身是病，但她从来不看病，不吃药，一天到晚朴素得很，母亲老是说，等什么时候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我再去看自己的病。”

    最终，缪敏还是没有在自己身上“浪费”一次治病机会，1977年7月因脑溢血病逝南昌。“母亲的一生，一刻也没有停下过忙碌的脚步，她信守与父亲结婚时的誓言，做他真诚的革命伴侣。”

    凭一封介绍信走遍全国

    “母亲生前，家里常来一些苏区的老同志、老乡亲，母亲和他们一起谈父亲的事，大家都尽兴畅快，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那时，我感到父亲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时隔那么长时间，人们还愿意谈父亲，还念着父亲的好。母亲去世后，赣东北苏区的老同志还是常来南昌，我就接过母亲的担子，延续着与父亲革命战友、家乡人民的血肉联系。”

    “在老同志的讲述中，我听到更多父亲具体的事情，父亲的形象变得完整、清晰，一个念头在我脑中涌动——写一个女儿心中的父亲，为父亲立传！”但有限的文化水平，让方梅的这个念头很快遭遇考验，提笔不知往哪落，几天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写了几段话，自己读起来都觉得不顺畅，“但我没有放弃这个念头，我想，父亲把一生献给了自己坚信的事业，我也要像父亲那样，把‘写父亲’当成一个目标，并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

    自此，方梅如燕衔泥一般开始了自己的筑梦之旅。她经常利用出差到外地的机会搜集父亲的资料。“有一次，我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葛源去，许多老红军一早就听说我要来，他们有的在战争中被锯掉了腿，一瘸一拐拄着拐杖赶来；有的已经走不得路，由后人背着搀着赶过来。见了我，放声大哭，说终于见到方志敏的后人了。他们把对方志敏的感情都寄托在我身上。我感动得不得了，泪流满面。乡亲们也都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吃饭的时候，有两大桌老红军。乡里还特地派了一个秘书来记录，我自己也记，但我文化水平低，记得乱七八糟，只好回去又整理。”方梅经常白天在外采访晚上回去整理笔记，有时发现某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又连夜跑去敲人家的门。

    方梅给记者看了一样东西，那是她用塑料膜封住的一封介绍信——“兹有我单位共产党员方梅同志，系方志敏女儿，因采访父亲事迹需要，请配合采访为盼。”信上盖有江西省航运管理局的章。方梅说，她就是凭着这张介绍信走遍了全国。

    有一次上海市委搞“可爱的中国”文艺晚会，请方梅去，她给主办方提了一个要求：将给她买飞机票的钱直接发给她，她坐火车去，把省下的钱又买了张去浙江金华的票，“我一直很想见关押父亲的看守所的所长凌凤梧，但因经济不宽裕，没有成行，参加完上海活动，我就直接去了浙江，了却了一桩心愿，也得到了一手资料。”

    “最伤心的是有一回坐车，我的笔记本被人偷了。我难过极了，就像弄丢了自己孩子一样，饭也吃不下。我只好重新去采访。不像你们现在有录音笔，我那时候，只有一支笔、一本笔记本。”方梅就是靠着一支笔，一本一本地记，前前后后，一共写下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